乙未戰爭時,正值夏季,台灣氣候濕熱,霍亂、瘧疾、紅痢、傷寒、腸炎、腳氣等傳染病肆虐,日軍病死者達四千多人。治台開始,殖民政府就先著手改善環境衛生,致力於撲滅預防傳染病,特別以鼠疫與瘧疾為重點。由於時間倉促,來不及設立醫院,就把台灣各地的廟宇充當醫院使用。例如台北的天后宮(後拆建成「台灣博物館」)、文廟(今北一女、法院大廈一帶),以及台南的赤崁樓,都被改為衛戍醫院。1896年5月,則正式在台北、台中、台南三縣開設醫院。
要防止疫情,治病只是一端,更重要在防制。台灣曾被日本人喻為「鬼界之島」,每年瘧疾死亡人數之統計,少則數千,多則超過萬人。
為了建立更大的醫療網,1896年在地方長官要求下,分別於台北縣淡水等11地設立病院,於恆春、台東設診療所。除了府立醫院,針對特殊疾病或事業機關也會設置公立醫療機構。至於私立醫療院所方面,因凡領有醫師資格者,皆得報請開業。因此到1897年私立醫院已有12所,到1942年執業醫師已有1665人,私立醫院350所,增加速度驚人。
要建立良好醫療體系,不能只靠日本醫生,台灣也必須培養自身的醫生。是以1897年4月12日,就在〈台北病院〉內設立「醫學講習所」,(即土人醫師養成所)。
學生最初幾乎都是以上日語為主要目的,然後再學習專業課程。不過成效仍然不彰。
最後,只有拜託社會有聲望人士的勸誘,才有漢醫及藥房的子弟三十幾名入學,他們的年齡是從十四、五歲到三十多歲,歲數差距甚大。但這些學生根本不知道他們將來要學習些什麼,在半推半就下進講習所來。
後藤新平就任台灣總督府民政官長後,認為在台醫學教育有提昇之必要,決定成立台灣第一所正式醫學教育學校。
醫學校開校初創時期,沒有入學考試,只要地方長官、公學校校長、各地官立醫院院長、各地公醫等具名推薦即可。學生入學的資格也訂得很低,只需公學校初等科(約為國民小學二年級程度),聽懂日語即可。醫學校採行「入學從寬,畢業從嚴」的重質不重量的政策,因此前三屆的畢業生一共僅只14人而已。
醫學校找不到學生,主要是當時台灣人對「西醫」毫無概念,一聽說修學年限為5年,覺得時間長得不可思議。更有趣的是,還有人不願他們的子弟接受日本教育,是因為當時謠傳:「有一天,清國會來反攻,屆時受日本教育者會被處死,並且罪及三族。」
後來,風氣漸開,醫學校入學人數愈來愈多,學校決定採行考試甄選辦法,於第5屆時開始舉行,而且規定需要「公學校」畢業才具報考資格。此後,全台各地以考取醫學校為地方上的光榮盛事。
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生繼續在學術研究上邁進,獲得博士學位者,不乏其人;1922年12月16日,第13屆的杜聰明獲得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成了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也是「台灣第一位博士」。(今年剛好一百年)他就是二十歲的時候,和同學翁俊明一起潛入北平,想刺殺袁世凱的醫學生。如果他成功了,中國的歷史就改寫了。
杜聰明非常厲害,他有感於鴉片對台灣民眾健康影響甚巨,1921年開始致力鴉片中生物鹼的藥理研究,潛心研究去除鴉片癮的新療法,向總督府提出「鴉片癮者矯正治療醫院設置建議書」,日本在民眾黨對國際揭發日人販賣鴉片之壓力下同意成立戒菸所「台北更生院」,1930年1月15日更生院正式成立,由杜聰明擔任首任院長。
現代化的醫學培養出新一代的台灣醫生,這些醫生既具備著現代醫生觀念,所學所知當然不限於醫學,他們也學習歐美各種新知。包括了:政治制度、科技新知、文明歷史、俄國革命、中國五四運動、杜威教育思想、民族主義與民主自由思想等等。他們以此反省自身處境,觀察台灣現實,發現台灣處於民智未開、教化不足、知識封閉、思想封建等困境之中,而有了與上一代反抗者完全不同的想法。
啟蒙,唯有啟蒙,讓台灣人有知識,有知識才有力量。這才是台灣人的希望。
這一批批的台灣醫生,包括了賴和、翁俊明、蔣渭水、李應章等,像一群盜火者,從醫學院回到家鄉,成為鄉村醫生,再帶著新知識的火種,帶著理想主義的熱情,開始了下一波反抗運動──文化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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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flakes by Agnese Valmag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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