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故事館

在1980年代的社會運動風潮中，有一個非要的刊物：《人間雜誌》。它不僅代表著當時的報導文學媒體，也是社會良心，更是參與社會運動的重要推手。我在各種活動中，總是最先把社會運動的訊息傳回人間，與陳映真討論。陳映真有理念，有理論基礎，最是照顧年輕人，他可以大量的時間陪大家一起討論。
談到1980年代的台灣巨變，人間雜誌是一個不容錯過的最重要主題。
是時代的主題，是一個必須探討的現象，而不僅是一個媒體，一份刊物。
 
《人間雜誌》的報導文學〈不肖兒英伸〉刊出後，引起巨大的迴響。民間有許多律師願意義務辯護，更有宗教界的人依據湯英伸是自己去警察局投案，希望援引自首要件，能夠免於一死。陳映真連絡宗教界人士也開始聯署，向蔣經國陳情，希望即使三審定讞，蔣經國可以特赦，文化界也出錢出力，在《自立晚報》晚報刊登全版的廣告，希望「槍下留人」。
然而，據郝柏村的日記所記載：「「山地曹族青年湯英伸去年殺死僱主一家三口，死刑確定，有黨外人士及部分宗教人士向總統（蔣經國）陳情，請求暫緩執行，觸犯了蔣經國的忌諱，讓他深為不滿。此完全為一司法案件，必須依法處理。」
我還深深記得，湯英伸三審定讞，即將槍決的那一天，《人間雜誌》的幾位同仁在我家徹夜長談，心痛無比。而未眠的清晨，惡耗傳來，只能強忍悲痛，協助家屬處理後事。陳映真一路陪同湯保富，在醫院辦遺體捐贈，處理所有後事。
湯英伸案件後，原住民問題終於引起社會的重視。不僅是職業介紹所的欺騙，更有原住民少女被騙入火坑，強迫賣淫的雛妓問題，以及原住民漁民在海外工作被扣留的諸種問題，一一浮現。
《人間雜誌》不斷追蹤報導，喚醒社會關懷，發起搶救森林運動、搶救雛妓、原住民人權遊行等，成為社會良知的一盞燈火。
不僅是湯英伸，《人間雜誌》的人道精神，在1980年代，參與環境運動，報導受污染的台灣大地，也做大規模的濁水溪全面報導，讓 人們注視生態的保育；它也參與報導了遠東化纖的勞工運動，為弱勢的勞動者發聲。
它不斷的提醒人們，在一個消費社會中，人要回歸到「人」的本身，尋求更高的價值，而不要成為物質的奴隸。
可惜的是，它是一本攝影報導雜誌，高品質的印刷，才能精準傳達照片中的細緻人文風貌，每一期都得賠不少錢，由於長期的賠累，陳映真在辦了47期後，決定在1989年9月停刊。在股票飆上萬點的時代裡，一本人文雜誌的停刊，像是一個難以承受的悲嘆。台灣自此向著消費社會狂奔，再沒有反省與批判的雜誌了。
然而，《人間》終究是台灣1980年代最讓人懷念，也最有影響力的雜誌。它的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情懷，影響了那一代的大學生、年輕人，相繼投入台灣社會運動之中。到了二十一世紀，《人間雜誌》已一個時代精神的傳說。它的舊雜誌，反而成為愛書人的熱門收藏品。
如果不是《人間》，恐怕台灣的1980 年代會完全不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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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flakes by Agnese Valmag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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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了解更多的故事，請看楊渡著《有溫度的台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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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會運動的崛起，最重要的是組織，其次是宣傳。鹿港反杜邦運動的核心者是李棟樑。他家裡真的像歌聲裡唱的，開了一家「賣著香火的小雜貨店」，生性豁達，有包容的胸襟，更有承擔風險和壓力的勇氣。當時南區警備總部的人天天來監視，有活動的時候，更直接派車跟監，一路毫不避諱的尾隨，就是要形成壓力。李棟樑一肩承擔下來。
反杜邦的組織也正如歌聲裡唱的，是「媽祖廟裡燒香的人們」，也就是鹿港天后宮的信徒。他們都是鹿港退休的老師、公教人員、農民、漁民，願意無條件的「為子孫留一塊淨土」付出。他們有的是時間，可以陪著李棟樑四處陳情抗議。對情治單位的壓力，老人家反而顯得毫不在乎。
我還記得有一次鹿港舉行大遊行，宣傳車上有麥克風在演講，李棟樑帶著人走上街頭。但在街道的另一端，警備總部所動員保安大隊已有數百人出動，形成一條圍堵線，不讓群眾通過。
鼓聲慢慢接近，警察也跟著緊張起來。李棟樑走在前方，警察把他堵上了。此時有幾個老人家走上前來，一個老人對著一個年輕的警察說：「咦？你不是誰家的孩子嗎？」
那年輕警察一下愣住了，很有禮貌的招呼說：「阿伯！」
「啊，你不要擋著啦。」阿伯笑著說。就去拉開年輕警察的手。那警察沒有抵擋，一鬆手，整個遊行的隊伍有了一個缺口，就這樣走過去了。整個遊行就這樣的進行下去。
那場面看起來沒任何衝突，非常平和，老人家們也不會給情治單位任何壓力感，遊行的隊伍歡歡喜喜的走在街上，喊著「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我愛鹿港，不要杜邦」的口號。鹿港子弟站在鎮暴警察中間，面露微笑，也沒有衝突的疑慮。
可是，這一場平和的遊行，卻是美麗島事件後，第一次民眾走上街頭的大遊行。它不是政治性的群眾運動，也沒有激情行動，卻成為突破政治禁忌的最厲害的行動。
誰會想到，那些「媽祖廟裡燒香的人們」，竟是突破歷史禁忌的人！
 
1986年12月13日，李棟樑帶著鹿港的三百多個民眾，分乘多輛遊覽車北上，他告訴地方的警備總部，要到台北觀光。情治單位不放心，派了兩輛車尾隨監視。李棟樑在半路上打電話給在台北的我，電話中只說：「你幾點到台北中正紀念堂會合。我們會去那裡。」他的電話當然被監聽，什麼也不多說。
我依約到達了。只見三百多個老人家、鄉親下了車，快快樂樂合照留念。隨後，人們很自然的走到北一女中旁邊的公園裡，這裡幾個那裡幾個，拍照留念。合影夠了，最後，人們走到總統府前，以那老建築為背景，準備開始拍照。
等到隊伍都排好了，準備合照的前一刻，李棟樑一聲令下：「把我們的標語拿出來。」所有人，從衣服的內裡，抽出一張黑底白字、一尺見方的紙，下面只寫著一個「怨」字。人們把紙舉高，一起安靜的站著。
總統府前的警衛嚇壞了。這不是觀光客，這是來總統府抗議陳情。在戒嚴時代，誰敢去碰蔣經國的虎鬚呢？這樣行動，突破所有禁忌，早已觸犯了紅線。
總統府馬上人出來處理。李棟樑很有禮貌的說：「我們很平和，很理性，我們只是想來表達我們愛鹿港，不要污染公害到鹿港來的決心。」他們接受李棟樑的陳情書，只要求他們儘快散去，不可以在這裡停留，就平和的離開了。
李棟樑請鄉親把地上的菸蒂垃圾收拾乾淨，不能留下任何污染，就安安靜靜離開。走之前他只說：「我一定要平平安安把你們都帶回家。」
這一次突擊行動，對當局形成震撼。他們可能沒料到，鹿港反杜邦的決心如此強烈，不惜觸犯禁忌，上升到如此高的層次。而鹿港老人家的訴求，讓他們無法抹黑，難以抗拒。
四個月後，1987年3月12日，美國杜邦公司宣佈：放棄在鹿港設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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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談到台灣1970年代經濟奇蹟的同時，卻也不得不同時看到，奇蹟背後付出的代價。當然也要看到隨著台灣社會富裕起來，而有的中產階級，以及要求變革的大趨勢。環境運動，就是這大趨勢之中，最重要的一環。
 
 1986年6月11日，是鹿港一年一度的盛會，端午節划龍舟大賽要在此舉辦，電視台要來轉播，與此同時舉辦的各種表演活動，如：書畫展、肚兜大展、民俗表演、小學生繪畫比賽等，都要同時舉辦。整個小鎮熱鬧滾滾，浮動著觀光的人潮。
 然而今年的小鎮有一種不同的風情。當你走入古老的街巷，穿過斑駁的圍牆，會發現貼在牆壁上兒童繪畫比賽作品裡，竟然都是和環境保護有關的內容。童趣的筆法，拙稚的文字寫著：「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我愛鹿港，不要杜邦」。雖然圖畫不同，表達的內容則一。
在羅大佑歌裡唱過的「媽祖廟裡燒香的人們」，則聚集在媽祖廟前的小庭院裡，一張木頭的大泡茶桌旁，議論「杜邦」、「二氧化鈦」是什麼東西。有人說：如果杜邦來了，我們的牡蠣就會被污染成有毒的綠牡蠣，不能吃了；也有人說，河水也會污染，魚不能吃，吃了會得痛痛病；還有人說，那是很毒的化學生產工廠，人吸了空氣，都會中毒死掉，印度都死了好幾千人哪……。恐慌的心理在擴散著。
 而在三百多年古蹟龍山寺前，古老的廣場上正在排演晚上要出場的「肚兜大展」。漂亮的女模特兒上身只著寶藍、錦紅、亮綠小肚兜，下身著短裙，又性感又古老，風情萬種，走過伸展台。台前立著的幾張海報，漂亮的毛筆楷書字體上寫著八個大字：「只要肚兜，不要杜邦」。
我站在寺廟裡拍照，黃昏的金色光澤突破雲層，從龍山寺後方照射而來，照在古色古香的建築上。斑駁的龍柱，飄然的香火，三百年古蹟的莊嚴，配合著當代的肚兜展示，和抗議杜邦的標語，形成強烈的對比。於是我連續按下快門。在夕陽的光即將消失之前，我想記錄這煇煌與美好的最後容顏。如果杜邦真的來了，這些還能存在嗎？這會是龍山寺最後的黃昏嗎？
我把這一張照片和深度報導發表在當時的《時報新聞周刊》上，做了跨頁的大照片。或許照片傳達了人們共同的感情，也或許照片中所傳達的鹿港小鎮古蹟即將消逝的危機，社會上開始對反杜邦運動熱切關注。有關它的新聞終於從原本彰化的地方版，開始進入全國版，進入全國的視野。
為什麼鹿港反杜邦會如此堅決呢？為什麼鹿港的民心對污染會如此恐懼呢？這些都是有根有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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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羅大佑出版在《之乎者也》專輯中唱出〈鹿港小鎮〉的時候，怎麼樣也沒想到四年後，鹿港小鎮會爆發出台灣最大的環境抗爭運動，並改變台灣的社會。
 社會脈動，是非常微妙的。它不是單一的因素可以解釋，而是諸種複雜因素之交錯互動、融合激盪、爆發新動力，再引發新一波脈動，相激相盪，螺旋式的前進的過程。從〈鹿港小鎮〉到社會運動，這過程是整個台灣社會內部各種社會力不斷激盪脈動所引爆的。
 1979年，羅大佑在台中修理摩托車，修車的小徒弟是一個黑手，因為修車更換零件，手上沾滿機油，臉上有著黑色污痕，他感嘆著和羅大佑說：「唉！好久沒回去鹿港了。」言下之意，有一種沒有成就，無顏回去見家鄉父老的感覺。羅大佑心想，台中到鹿港也不遠，就這麼不敢回鄉，那個離開家鄉的年輕人，懷著夢想出來，想像都市裡的黃金天堂，如今失望了，但家鄉也已改變。他於是寫下〈鹿港小鎮〉這首歌。1982年，這首歌首度發表在《之乎者也》專輯中，引起台灣社會很大的震撼，不僅是這樣的搖滾曲風為過去所無，遠遠超越民歌那種樸素的民謠風，更直指人心中，一個失落的、記憶的故鄉，以及徘徊在文明中的徬徨。
 
假如你先生回到鹿港小鎮　請問你是否告訴我的爹娘
台北不是我想像的黃金天堂　都市裡沒有當初我的夢想
 
 這一首歌和早期陳芬蘭唱的〈孤女的願望〉不同，更和鳳飛飛〈祝你幸福〉〈奔向彩虹〉不同。陳芬蘭歌裡，充滿一個離開農村的孩子，對新設的工廠以及工業文明的期望，對都市生活的渴望。而鳳飛飛的歌，則是在經濟起飛時期，對幸福與未來的希望。但羅大佑的歌中，已經對都市文明開始質疑，開始批判。都市裡的霓虹燈，都市裡的文明，不是當初的夢想。他懷念著鹿港媽祖廟裡燒香的人們，懷念當年長髮迎空的姑娘；然而，「聽說他們挖走了家鄉的紅磚砌上了水泥牆，家鄉的人們得到他們想要的卻又失去他們擁有的，門上的一塊斑駁的木板刻著這麼幾句話，子子孫孫永保祐，世世代代傳香火」。
 這歌裡寫的是一種家鄉的變貌，古老記憶的失落，對現代文明的批判。從1960年代〈孤女的願望〉的離鄉，到1970年代〈祝你幸福〉的追求，到1980年代〈鹿港小鎮〉的失落與批判，它代表著台灣三個時代的急劇社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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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走在1980年代的重慶南路，你會有許多驚喜，因為這裡，藏著許多被查禁的書刊。
這是一條書店街。最多的時候，這裡有上百家的書店，銷售著從古典文學、現代文藝、藝術書法、大學用書、政治法律、實用科技、漫畫等，到高考普考、學生參考書、職業教育用書等等，應有盡有。
這些書店的門口都有騎樓，騎樓下便是一家一家的小書攤。攤子上主要賣報紙、雜誌、香菸、打火機等。除了擺在攤子上，還掛在騎樓柱子邊，五顏六色，琳瑯滿目。雜誌類型從商業、政論到文學藝術，什麼都有。有新出版的，也有上月還未下架的。當然，有些非常風行的暢銷書，這裡也會賣。
如果你是一個讀者，站在攤子翻看一些政論雜誌，而且是黨外色彩的，過一會兒，攤子的老闆就會從攤子的下方，拿出一本黨外雜誌，問道：「這一本是剛剛查禁的，你要不要？」
你不能拿起來翻閱，因為這是禁書，被看到會有麻煩。但封面上聳動的標題，激起你的好奇心，會讓你想掏出錢。於是老闆就火速拿一個塑膠袋子，把書包起來。然後，你還可以問：「還有其它的嗎？」於是陸陸續續的，你看到老闆悄悄拿出幾種不同封面的雜誌，說：「這些都是被禁的。」有新的，有舊的。沒得講價的，買到就算好運了。於是你挑一挑，包起來帶走。
靠著這些小攤子，1980年代的黨外雜誌打開了一個新的出路。這出路當然與市場的需要有關。有太多人願意看黨外雜誌，那些火辣辣的批判嘲諷，以及政壇的內幕。
這些被查禁的雜誌是如何進入市場的？在戒嚴體制的嚴密監視下，怎麼運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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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月7日，作家陳若曦回到她睽違十八年的家鄉，她得到吳三連文學獎，名義上是要回來補領獎項，然而她的使命不只於此。她帶著一封二十七位海外學人、作家的連署信，要去面見蔣經國，為美麗島事件求情。
她還記得回來之前，對自己能不能起到作用並沒有信心。畢竟她從未參與政治，只是安靜寫小說，而且她自認口才也不是非常好，實在不敢勝任這個任務。但美國〈愛荷華國際作家工作坊〉的聶華苓告訴她：「以前雷震被捕後，美國的華人都希望胡適回台見蔣介石，幫雷震求情，他沒有答應。我們到今天都不原諒他。」聶華苓曾是《自由中國》雜誌的副刊編輯，有過這個經驗，深怕國民黨擴大打擊面。（註：事實上，胡適曾當面向蔣介石求情，碰了軟釘子）
陳若曦一想：我怎麼能跟胡適比？他尚且不被原諒，我一個台灣人，不被同鄉的口水淹沒才怪。當下就答應了。但她一想，自己一個作家，人微言輕，不如找一些學人一起連署，才比較有影響力。信中呼籲要公開審判，不要軍法審判，以維護人權。
 陳若曦，1938年生，台北縣人，畢業於台大外文系，大學時與白先勇、王文興等人一起創辦《現代文學》，發表過不少小說，1962年出版英文小說《收魂》後即隨丈夫出國讀書。1966年，隨丈夫段世堯赴大陸定居，想到自己祖先三代都是貧窮的木匠和佃農，就希望以自己所學，貢獻給勞苦的人。然而大陸正逢文化大革命，時局動蕩之外，更嚴重的是思想與人性的扭曲。所幸她是歸國學人，少吃一些苦頭。但也讓她深受震撼。
1973年離開大陸，到香港暫居，她首度寫下文革小說〈尹縣長〉，之後陸續寫出〈耿爾在北京〉等。這些小說發表於高信彊主編下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引起很大轟動。國民黨一直宣傳大陸如何如何悲慘，卻未曾有人出來見證，而陳若曦不僅是一個真正的見證者，更以小說真實的筆法，看見人性的悲哀與扭曲。《尹縣長》出版後，得到吳三連文學獎，據說蔣經國還曾推薦人們讀這一本書。或許是這個緣由，讓蔣經國願意見她。
見面那一天，是由吳三連陪同，蔣彥士作陪一起見面。她以前曾見過蔣經國一次，沒想到十八年後再見，他已經是一個糖尿病纏身、行動遲緩的老人。
一見面，蔣經國說，他看過《尹縣長》，書寫得很好。她不知道該說什麼，就先遞上學人的連署信，表達海外學人的共同意見。蔣經國當場看了，不動聲色的說：「一切會依法行事。」
她心想，都說要求情，該說什麼好呢？總不能就這樣回去啊，心急之下，她說：「我下了飛機，在圓環附近坐計程車，問了司機，他很害怕的說，這個不能講，不能講，人心惶惶。還有人說：這是第二次二二八事件。」
蔣經國聽到二二八這三個字，眼神愕然，帶著一種不敢苟同的表情。
她隨即強調，這不是叛亂，他們也不是軍人，不應該交由軍法審判，應該交由司法審判。這其中最大的差別在於：軍法審判〈二條一〉叛亂罪是唯一死刑，而司法至少不會。
但蔣經國問：「陳女士，如果不是『叛亂』那是什麼？」
陳若曦沒想到有此一問，本來也沒有準備，心慌了，就答道：「不是叛亂，是嚴重交通事故。」
蔣經國沒動聲色，坐旁邊的蔣彥士急得彈了起來，作勢要拼搏的樣子。蔣經國擺手示意，要他坐下。
蔣經國不急不徐的說：「是群眾集會，引起暴動，才招致警方的鎮壓。」
陳若曦辯解說：那是警方過度反應，他們本來只是集會，是警察先鎮壓，才引起民眾的反抗。是「未暴先鎮，鎮而後暴。」這一句話，後來被大量引用為對美麗島事件的總結。
最後，兩邊誰也沒有說服對方。陳若曦看著蔣經國，老病纏身，即使她說話很有針對性，但蔣經國一直處變不驚，溫和而沉穩，有一種長者的風範，於是回到一個作家和母親的角色，很直率的說：「美麗島的事情，在我們看來不是什麼叛亂，你是不是打打屁股就好了？我回來以前，人家都跟我講，蔣經國是個殺人魔王，可是我今天一看你，滿臉慈祥，我有信心，你不是殺人魔王，你是一個慈祥的長者。」
幾天後她南下高雄旅遊，忽然接到吳三連電話，要她北上，蔣經國再度約見。她趕上台北，吳三連帶著她趕去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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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台灣的改革問題，蔣經國在核子武器的發展上也碰到困境。1975年中山科學院派出十五個工程師赴麻省理工學院接受慣性導航的高級訓練，佯稱是研製商用導航器材之所需。蔣經國向立法院報告時，還說台灣早已有能力製造核子武器，但蔣介石否決了此案，因為「堅決不用核子武器傷害自己的同胞」。
然而在張憲義的密報下，國際原子能總署依據線索，發現500公克鈾的十桶廢燃料失蹤，《華盛頓郵報》更報導台灣已經秘密提煉濃縮鈾有一段時間。這逼使得蔣經國向美國送了一份外交備忘錄，保證台灣「從來沒有意圖發展核子武器或核爆設施，也沒有進行任何與提煉過程有關之活動」。他雖然下令提煉計劃暫停，但研究工作照常進行。
1976年1月，周恩來去世。9月9日，毛澤東去世。中國大陸的政局陷入一個混沌難明的狀態。那時美國大使安克志去看蔣經國。蔣對他說，鄧小平極有可能復出掌權，從中共的媒體一再抨擊鄧小平就可以知道，黨內某些抓著實權的人很怕他東山再起的潛力。而如果鄧小平一旦復出，剷除激進派，美中關係全面正常化的機會勢必大增。當時鄧小平還在軟禁中，誰敢這樣預料呢？恐怕只有曾和鄧小平當過同學的蔣經國有這個判斷吧。
他的判斷正確。幾個星期後，鄧小平就發動逮捕四人幫的行動，後毛時代正式開啟。
 
一如蔣經國預期的，鄧小平以他的理性與務實路線，展開新的外交格局。
1977年12月13日，北京，華府和北京建交公報的秘密談判進入最後階段，唯一懸而未解的問題是美國的對台軍售。鄧小平堅持美國必須停止軍售，而美國則無法同意。最後，雙方各讓一步，美國停止軍售一年，以後不再限制。談判結果一出來，急於在卸任前完成建交的卡特，決定兩天後公佈。美國國務院接獲通知，在公佈前兩個小時才能通知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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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5日是台灣清明節假期，白天天氣晴朗炎熱，掃完了墓的人們在家中休息。晚上，突然雷聲大作，各地都雷雨交加。
這一天晚上，蔣介石的主治醫生熊丸正要準備休息，10 點20分突然接到蔣介石官邸值班醫生的緊急電話，告知蔣介石忽然停止心跳。他趕到蔣介石臥室的時候，先打一劑強心針，老先生的心跳暫時恢復跳動。此時宋美齡也聞訊趕到了。老先生的心跳二度停止，熊丸打了第二針，沒有反應，正準備打第三針的時候，宋美齡望著那一條長長的休止符一般的線，長嘆一口氣：「不用打了！」
這時距離午夜還有十分鐘，時間落在11點50分。
這一天，蔣經國日記寫著：「憶晨父親請安之時，父親已起身坐於輪椅。見兒至，父親面帶笑容，兒心甚安。因兒已久未見父親笑容矣。父親並問及清明節以及張伯苓先生百歲壽誕之事。當兒辭退時，父囑曰：『你應好好多休息。』兒聆此言心中忽然有說不出的感觸。誰知這就是對兒之最後叮嚀。余竟日有不安之感，傍晚再探父病情形，似無變化，惟覺得煩躁。6時許，稍事休息。8時半三探父病，時已開始惡化，在睡眠中心跳微弱，開始停止呼吸，經數小時之急救無甚效果。」
從那一刻開始，台灣進入「特殊狀態」。電視畫面變成黑白，節目全面停止，電視上反覆播放著蔣介石紀念歌，以及他一生的各種行誼。電影院停止放映一個月，學生的手臂戴上黑紗。他的靈位移到國父紀念館，許多老兵前去哭靈。許多學校也動員學生去「瞻仰遺容」。
當時，我就讀的台中一中是以自由風氣聞名的中學，學校租了遊覽車，帶著願意參加的學生搭夜車北上，在一大清早，加入長達數公里的瞻仰遺容的行列。等待幾小時後，終得進入。人們魚貫而入，靜穆中帶著嚴肅。蔣介石的遺體在遠遠的地方，一室鮮花包圍著一個略帶浮腫面容的老人，和一身黑色長袍。一室靜穆中，有人低聲哭泣，有人默默走過。
許多老兵聚在紀念館外的路邊長哭，他們哭道：「你走了，誰帶我們回大陸啊？你怎麼可以走？誰帶我們回大陸啊？」那種徬徨無依的哭嚎，帶著一種撕肝裂肺般的嘶啞，在四周響起，一群一群，互相感染。
經歷抗戰，經歷內戰，把一百二十多萬軍民帶來台灣的人走了，這些隨之流離一生的老兵，此生回家的願望將何所依？
長哭之聲，在清晨的風中迴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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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剛剛接辦《夏潮》雜誌的蘇慶黎約了陳映真出來見面，她有重要的事想請教他。
當時的台北還沒有什麼咖啡店，他們也不敢約在冰果室，只能滿街散步，邊走邊談，以避免被竊聽。
陳映真剛出獄不久。他是知名的小說家，在文壇早有盛名，從1959年發表第一篇小說〈麵攤〉之後，迭有佳作。然而，1960年代中期，他的小說逐漸從早期傷感的浪漫主義，失落的理想主義，向反諷的、寫實的風格開展，他的思想也走向現實主義。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後，他受到一位日本友人的幫助，得以大量閱讀理論書籍和來自大陸的消息，而有一種「必欲付諸行動」的熱血，和朋友組織了讀書會，最後竟因被讀書會的朋友出賣，1968年被逮捕入獄。當時像他這種叛亂的罪名，必然死刑。幸好有一位難友與蔣家有親戚關係，他因此倖免於一死。1975年，蔣介石過世，才特赦出獄。
他是一個隨時被監視的人，蘇慶黎找他要冒著很大的風險。他們沿著大街小巷緩步而行，隨時注意後面有沒有跟蹤的人。想不到，蘇慶黎提出來的事，危險更高。她說：「我們來辦一份社會主義的雜誌。」
陳映真訝然問：「你神經有沒有問題？」
蘇慶黎於是開始敘述自己的想法。
《夏潮》雜誌原本是精神科醫生鄭泰安所創辦，學習《讀者文摘》式的風格，但辦了兩期就辦不下去了。他就找了蘇慶黎來接手。蘇慶黎在大學曾辦過校刊，幫一份黨外政論雜誌《台灣政論》寫過文章，1975年《台灣政論》被查禁後，台灣就沒有政治性刊物了。蘇慶黎是鄭泰安的前妻，雖然離婚了，還維持著朋友的關係，她也有辦雜誌的理想，就決定接手。但她不想再繼續政論刊物的模式，想創造一種新的思想的、文藝的刊物，而背後的思想根底是社會主義，就來找陳映真。
陳映真被說動了，決定全力協助。蘇慶黎也找了陳明忠，一個參加過二二八的學生突擊隊隊長、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代被逮捕的老政治犯。他和一些老政治犯有聯絡，他們出獄後散落各地，即使面臨生活的困境，但只要「老同學」（老政治犯總是如此互相稱呼，以紀念他們是「綠島大學」的同學）有需要，每個人願意出錢出力，贊助反抗運動。陳明忠向這些白色恐怖時代的老左派去募款，即使他們之中，有不少是像許金玉這樣在屏東的鄉下，製作鹹蛋，艱難的自謀生計的老同學，也儘量湊錢來支持蘇慶黎。
陳映真則為蘇慶黎介紹《文季》的作家朋友：尉天驄、黃春明、王拓、王禎和、蔣勳等。再透過正在收集台灣文學資料的李南衡介紹，認識了一批年輕的台灣文學研究者：林載爵、林瑞明等。而淡江的王津平則不僅自己常常來當志工，參與編輯校對，也介紹了李雙澤、梁景峰。再結合《台灣政論》時認識的黨外、學界朋友，寫作隊伍相當強大。
1976年7 月，在蘇慶黎手上改版的《夏潮》可說集結了當時台灣文化界的精英。
蘇慶黎，1946年生，她長得眉清目秀，白晰嬌小，讀台大哲學系，在黨國的教育體系下長大，所有左派的書籍和思想，早已在圖書館、校園裡被清除到近乎絕跡，怎麼會有社會主義的思想呢？
她的名字就是答案。她的父親叫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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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胡德夫讀大學的時候，父親生了重病，需要開刀。那時還沒有醫療保險，得支付非常高的醫藥費。胡德夫只好回到台北，去一家西餐廳駐唱。那是附屬於哥倫比亞駐台北大使館所設的西餐廳，位在中山北路和長春路口，一樓賣一些工藝品，樓上便是許多藝文界喜歡聚會的民歌餐廳。胡德夫以他渾厚的嗓音、擅長的爵士、藍調鋼琴，很快成為薪水最高的駐唱歌手。
有一天，他要上台的時候，一頭蓬鬆亂髮的李雙澤到他的身邊說：「德夫啊，你不是卑南族的嗎？為什麼不唱一首家鄉的歌來聽聽。」當時西餐廳的歌手唱的都是西洋歌曲，以美國的爵士、熱門為主，年輕人穿著喇叭牛仔褲，喝著可口可樂，算是一種時髦。胡德夫也不例外。但要唱家鄉的歌，卻讓他當場矇了。
胡德夫邊彈邊想，卻怎麼也只能想起小時候聽他父親唱過的一首歌。他心想，反正是家鄉卑南的歌，唱錯了你們也聽不懂，就一邊即興的彈鋼琴，一邊唱出他記憶中的曲子。一唱完，竟贏得滿堂喝彩。他平時的歌唱只是零星的掌聲，不料這歌竟是如此撼動人心。
但他知道這只是靠記憶的旋律勉強拼湊的，有很多錯誤，就趕緊回家鄉請教父親，也去請教家鄉長老，終於把這一首歌的完整詞曲給記錄下來。這一首歌就是〈美麗的稻穗〉。
 
請胡德夫唱出〈美麗的稻穗〉的李雙澤，則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1976年，李雙澤剛剛結束一年餘的西班牙和美國的流浪遊學歸來，異鄉的遊子，對家鄉的文化有了完全不同的反省。
1976年12月3日，淡江大學像許多校園一樣，舉辦了民謠演唱會，節目的安排依慣例以西洋民謠和熱門音樂為主。楊祖珺是來賓之一。她在後台等待上台的時候，突然聽到台上傳來奇怪的聲音。
本來是胡德夫的演唱，因為他生病，請李雙澤代唱。李雙澤帶著一個可口可樂瓶子上台，帶著嘲諷的語氣說：「從國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真令人高興，但我現在喝的還是可口可樂。」接著他向剛唱完的黃華勤問道：「你一個中國人唱洋歌，什麼滋味？」
「只要是旋律好的歌，中國歌、外國歌都唱。」黃這樣回答。
李雙澤接著問主持人：「那我們請今天的主持人陶小姐回答這個問題，她主持節目十多年，一定可以給我們一個滿意的答覆。」
陶曉清於是笑著走上台前說：「沒想到我來主持節目，還要考試呢。」隨即反問道：「並不是我們不唱自己的歌，只是請問中國校園民歌在什麼地方？」
李雙澤說：「黃春明在他的鄉土組曲中說：『在我們還沒有能力寫自己的歌之前，應該一直唱前人的歌，唱到我們可以寫自己的歌來為止。』」
「那就請你給我們唱幾首吧。」陶曉清說。
李雙澤於是唱起了四首台灣民謠：〈補破網〉〈恆春之歌〉〈雨夜花〉〈望春風〉，之後唱起了〈國父紀念歌〉，唱了第一段，他生氣的問台下：「你們為什麼不跟我一起唱？」台下此時已經一片噓聲。此時台下有人站起來大喊道：「我們要唱自己的歌！」
他原本要下台了，卻又回轉，說：「如果你們不滿意的話，我也沒有辦法了。」
他再度揹起吉他，拿著麥克風說：「你們要聽洋歌嗎？洋歌也有好的。」接著唱起了Bob Dylan 的 〈Blowing in the wind〉。唱完下台前，他還挑釁的問：「你們為什麼要花二十塊錢，來聽中國人唱洋歌？」
 
李雙澤的問號，像一個重磅的炸彈，在淡江掀起討論。《淡江週刊》為此做了專號。李雙澤帶出一個問題：「我們為什麼不唱自己的歌？」
「唱自己的歌」自此成為一個響亮的召喚，一個文化自覺的力量，代表民歌時代的精神。事實上，李雙澤是有安排的。他找了六個學生，在演唱會大禮堂的六個點，準備在噓聲出來時，出聲聲援。這不是一次偶發的事件，而是有意的行動。事後，人們稱之為「淡江可口可樂事件」，但準確的說，是一次宣告，一次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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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9月1日下午，基隆港口灰濛濛，一場暴雨剛剛下過，烏雲依舊密布，天空陰沉沉。港口停泊的許多大型商船，裝載著大貨櫃的船隻正在上貨卸貨。
基隆水產試驗所的船〈海憲號〉在大商船中間一點也不起眼，卻已經悄悄發動。它正在等待四個《中國時報》記者登船。配備完整的攝錄影設備、長短鏡頭的記者來的時候，竟然還帶著一桶油漆。他們一登上船，就立即出海。
 這是一次秘密行動。他們的目標：釣魚台。目的是登上釣魚台，插上國旗，攝影存證，還要寫上大字，證明這是中國人的土地，不是日本人的。因為七、八月間，日本軍艦不斷驅逐台灣漁民，宣稱釣魚台是日本的。
此時的釣魚台已是極端敏感的地方。剛剛發現釣魚台海域的海底有蘊藏豐富的石油，美國就打算將它的行政管理權隨同琉球交給日本，卻未曾正視它的主權本歸屬於中國，在台灣的行政區劃上，它還劃在宜蘭縣的管轄範圍。同時它也是台灣漁民捕魚常常出入的海域，每年漁季從蘇澳、基隆、貢寮、野柳去的最少就有三千艘。
然而，蔣介石很難表明立場。美國在聯中制蘇的政策下，正在向中國靠攏，全世界都看到這個趨勢，台灣有可能失去聯合國的代表權，此時正需要爭取日本的支持，如果為了釣魚台和美、日交惡，將更形孤立。但如果都不表示任何態度，等於默認，不僅失去國土主權，未來歷史將如何交待？
唯一的辦法就是訴諸民間。如果有民間願意主動出面，去主張釣魚台的主權，訴諸民族主義情感，變成全世界所有華人共同捍衛釣魚台，那日本、美國亦無可奈何。
此時余紀忠所創辦的《徵信新聞報》剛改名為《中國時報》，正需要有新聞上的突破。更何況，余紀忠早年本是在英國的留學生，為了抗戰而千里迢迢，回國參加抗戰，他的愛國心與民族意識強烈，出於保衛國土，採取冒險行動，他是願意的。
然而他也是非常審慎的人。台灣情勢複雜，登上釣魚台，會得罪外交部，沒有申請合法手續去釣魚台，一定會被警備總部追究法律責任，政治上的追究更麻煩。所以記者的挑選上，他經過特別的挑選。四個記者：宇業熒，因為他是抗日遺族，曾讀過南京遺族學校，宋美齡是遺族學校的校長，安全上有保障；姚琢奇，出身青年軍，家族與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是世交；而劉永寧的父親是資深立法委員，安全單位不會輕易動他，再加上他文筆快，有才華，才被余紀忠選上。第四個是基隆地方記者蔡篤勝，他和水產試驗所熟識，可以通融安排漁船。
在戒嚴時代要出海非常困難，他們得先瞞過海防管理部門。通過蔡篤勝的安排，向水試所租用遠洋漁船，再向海防部門申請，自稱是要隨船出海去採訪海上打撈作業，終於順利出海。
從黃昏到夜晚，這一艘船穿過夜間的海域，終於在2日清晨9點30分抵達釣魚台，靠岸順利登島。一行人，包括船長和船員，上了岸，插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還在上面拍照。他們特地在石壁上寫下「蔣總統萬歲」五個大字，才收拾離開。
船再繞行了周邊的小島，南北兩小島中間的峽灣，那是一處台灣漁民躲避暴風雨的狹長水域。他們在眺望南小島的時候，看見一間工寮，那是曾來此打撈的台灣沉船公司的員工暫時住所，可以證明這裡曾有台灣船員和工人生活過的痕跡。
9月4日，中國時報以大篇幅刊登這一則消息，全台灣都震撼了。那時報紙只有三大張，那些現場感的島嶼和礁岩，那台灣漁民生活著的水域，那站上釣魚台的歡欣鼓舞，立即感動原本對釣魚台一無所知的人。
然而外交部也震驚了，這下要如何與日本交涉呢？部長沈昌煥拿著中國時報去向蔣介石報告說：「中國時報這一次衝過頭了。」
蔣介石看著照片，據說，看完那一張「蔣總統萬歲」的照片，只淡然一笑說：「他們也是愛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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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是台灣外交困境的轉捩點。1971年10月25日，經聯合國大會表決，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代表權，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原本蔣介石還同意了美國的「一個中國，兩個代表權」政策，以保住聯合國的席位，但在表決程序上，卻因為表決當天，季辛吉要飛到北京安排尼克森隔年北京之行的行程，消息一見報，白宮態度如此，再怎麼遊說，都無法改變了。
有關聯合國代表權的折衝內幕、蔣介石如何決策與妥協、美國的外交政策如何改變、季辛吉北京之行與周恩來、毛澤東如何談判等，已有許多回憶錄、正式史料文件陸續公佈，尤其隨著諸多外交機密文件的解密，以及蔣介石日記的公開，真相逐漸清晰。（陶涵、林孝庭、汪浩諸君的著作都有深入分析，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閱。在此不再贅述。）
影響台灣命運最重大的關鍵，則是1972年尼克森的北京行。出發前，尼克森曾派人和蔣經國打招呼，蔣經國表示，台灣不會有「不尋常的活動」，去觸發事端。幾天後，美國電視就播出了尼克森下了北京機場，和迎接的周恩來握手的畫面。而尼克森和毛澤東見面時，毛澤東說的第一句話，則是：「我們共同的老朋友蔣介石委員長，可不贊成我們見面啊。」但電視上沒有播出。
經過八天的訪問，〈上海公報〉在1972年2月28日，尼克森離開上海前公佈。其中對台灣最重要的是美國對兩岸問題的表述：「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臺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
而中國大陸則表明：「中國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場：臺灣問題是阻礙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放臺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臺灣撤走。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臺』、『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臺灣獨立』和鼓吹『臺灣地位未定』的活動。」（以上譯文係依據美國在台協會網站）
尼克森離開上海飛回美國，而他的助理國務卿葛林（Marshall Green）則銜命飛到台灣，和蔣經國見面，簡報訪問的經過，並重申美國對台灣的政治關係不會有所改變。
然而，長期依賴美國軍事與經濟援助的台灣，民間充滿了被背叛的憤怒。輿論開始有人提議，既然美國打中國牌，那台灣可不可以打蘇聯牌？台北的外交部長周書楷在被赫斯特集團的記者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表示「不排除和魔鬼握手的可能，台北和蘇聯之間，可以舉行類似華沙會談的接觸」。這話一出，台北的媒體開始大作文章，各種謠言臆測四起。還有一個謠言說，蔣經國有意把澎湖出租給莫斯科，作為它的海軍基地。
蔣經國眼見事態嚴重，趕緊發表聲明指出「台北不會打蘇聯牌」。而周書楷則在三個月後被撤換，以此斷絕所有的謠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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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春天，4月22日，季辛吉跨過華府的賓夕法尼亞大道，親自到布萊爾賓館去和蔣經國會晤。兩個人闢室密談，以英語談了半個多小時。當時擔任季辛吉中國事務助理的何志立說，這是非常少有的安排，因為蔣經國當時只是中華民國的行政院副院長，但他的安排，包括住在布萊爾賓館（這個地方一般只安排國家元首或行政首長），以及會見者的層級，都是超過一般的規格。美國早已清楚，蔣經國是台灣未來的接班人，因此提高了規格。
季辛吉問了蔣經國一個問題：如果中（共）美會談由華沙易地到華府或北京舉行，他會有什麼反應？這個問題，是非常嚴肅的。季辛吉要探蔣經國的態度。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所舉行的華沙會談已經舉行了幾十輪，它是雙邊關係未正式建交前，一個溝通的管道。但如果它變成在華府或北京舉行，那就意味著雙邊關係要有正式公開化的改變了。這一點，蔣經國應該很清楚。季辛吉也禮貌性的表示，為了避免和蔣經國訪美太過接近，下一次的華沙會談改在五月二十日舉行。
事後，陪同會見的沈劍虹問蔣經國，季辛吉是否有傳達什麼重要訊息。蔣經國笑而不答。
事實上，前一天他已經和美國總統尼克森在橢圓形辦公室會見，兩人晤談了七十五分鐘。和一個行政副首長談這麼久，超過禮貌性拜會，這也是白宮很少有的。但尼克森並不多話，他像蔣經國平時的作風一樣，多問少說，他更想了解蔣經國的想法。至於美國對北京的關係，他沒有做任何承諾，只解釋說，美國和北京只是一種試探性質，不會影響美國與盟邦之間的友誼。
尼克森為什麼在這時候邀請蔣經國來美國訪問呢？
這只能從國際間中、蘇、美的三方關係說起。
 
在美國方面，尼克森陸續宣佈一連串的行動，開始向中國示好。包括：六類美國人可以觀光身份去中國大陸、美國公司可以和中國進行非戰略商品的交易、美國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的巡邏由定期改為不定期、美國反對提供一中隊Ｆ-4Ｄ型飛機給台灣等。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戰略轉變的跡象。
蔣經國看清情勢，知道美國邀請他訪美是有原因的。只是他沒料到，在從華盛頓飛紐約之後，竟然發生了槍擊事件。
1970年4月24日，蔣經國飛到紐約，準備向東亞美國工商協進會演講。一行人在美國秘密勤務局保鑣和紐約警察的保護下，抵達富麗堂皇的廣場大飯店，他看到門外有二十幾個留學生舉著抗議的標語，高呼口號，他從車上下來，步上台階，推開旋轉門的時候，門旁大理石柱子後面，突然跳出來兩個持槍男子，他們衝了過來，伸手向前，朝著走入旋轉門的蔣經國伸出手槍。說時遲那時快，紐約警局一個便衣眼明手快，立即把持槍的手推開，那子彈向上偏，射過蔣經國上方旋轉門的空隙，直接射在室內的牆壁上。便衣和安全人員隨即制服那兩名男子。蔣經國當場停下，回頭看看混亂的場面，即進入大廳。在保護下直接上電梯，進入演講會場。
幾分鐘後，紐約警方把從槍手取得的槍枝帶去給他看。他看了看，只問：「是否可以和槍手談一談？」但紐約警方認為不妥，就作罷了。隨後他若無其事的進行演講，卻一句也沒說他差點被行刺的事。回到旅館，他才打電話告訴蔣方良，叮嚀她「不要擔心」。
那一天晚上，華僑還有一場盛大的歡迎晚會，警方勸他取消，以策安全。他則回以：「不用再說了，一切照常進行。」
那兩個槍手，一個叫黃文雄，在康乃爾大學攻讀工業工程的台灣留學生，台獨運動者。美國安全單位調查了他的交往人脈，發現李登輝曾在康乃爾就讀，雖然未參加台獨運動，但在台灣人圈子裡很活躍。但李登輝和此事沒有直接關連。
黃文雄和鄭自才被逮捕後交保，隨即棄保潛逃到瑞典。而微妙的是，曾在台灣寫〈台灣自救宣言〉的彭明敏也是潛逃到瑞典。
在美國全面戒備的情況下，殺手卻可以躲在柱子後面，不被發現，突然衝出來下手，相信蔣經國心中自有認知。他想找槍手談一談，恐怕也是想弄明白真相吧。後來有些評論認為這是美國給蔣經國的一個警告，也有人說這是情報單位對劉自然事件的報復，但皆無任何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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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昏的餘光帶著金黃色澤，照在紡織廠新舖好的柏油路上，路邊兩排高大的椰子樹向工廠裡延伸，直到廠房的作業區，那裡有幾棵老榕樹張著傘一般的樹蓋，為一群剛剛下了工在等交通車的女工遮蔭。
 秋風吹起，樹葉拂動，女工藍色制服的裙子隨風擺動，三三兩兩少女，手攜著手，輕聲細語的說著什麼貼心話。她們都年紀輕輕。有的剛剛從初中畢業，才十五、六歲，有的工作了兩三年了，到了十八歲的年紀，媽媽就開始在問了，有沒有男朋友呀，有對象嗎？那個隔壁的阿姨說要幫妳介紹啊……。
 她們都還未婚，小小的心事免不了這些。因為當時的慣例，結了婚，女工就得離職，回去照顧家庭帶孩子了。這裡只有少數幾個辦公室的職員是長期的工作者，結了婚還在上班。
 一會兒，幾輛交通車來了。車上下來一群交接的女工，她們是要來上夜班的，也都穿著制服，互相微笑著打了招呼，就進廠房的作業區，從黃昏到第二天早晨的夜班工作，開始了。
等車的女工於是紛紛上了車，坐在各自位置上。那司機看看下班的人都來了，問一聲：坐好了？就開動了。交通車穿過椰子樹的夾道，魚貫開出工廠，開向附近的農村地區，那是女工住的家，還是老式的三合院，或者矮矮的農舍茅草房。從一個村子，轉到另一個村子，放她們下來。在泥土路上慢慢搖晃著的班車，天色都有些昏暗了，才能回到工廠。
 
每天傍晚，這樣交換班的女工有多少呢？以這一間紡織廠為例，約莫有一千多人。它最多的時候，整個工廠作業員女工有三千多人。
 除了上下班的交通車，還有另一批交通車是開到不同的地方。那是紡織廠與一間中學合作，名為「建教合作」的制度。工人可以在工廠上班，黃昏的時候下了班，就去一間的夜間部上課，學習另一種專業技能。有些男工去學習汽車維修，因為剛剛時興起來的小汽車很多，但沒什麼人懂得修理，中學特別開了這樣的課，還找汽車廠合作，找來報廢的舊車，由老師帶著，讓年輕的工人試著去修理看看。也有人學習電機、電氣維修，還有女孩子學裁縫、會計、家政等等。學校的學費就由工廠和學校各自負擔了一些，從工人的薪資裡扣。
 年輕的工人充滿了希望。他們知道，學習好了一種技能，以後可以開一間小小的修理廠，無論是電氣、電子產品的修理，還是汽車修理廠，人生總是有一個盼望，幸福總是可以期待。而女生除了嫁人之外，也可以靠裁縫、會計等，擺脫女工的命運，謀一個不同的出路。
 也正因此，年輕工人的移動率特別高。男性工人的平均工作時間長度，約是105個月（約九年）。女性則更短，是76個月（約六年），也就是說，女性從初中畢業後，工作六年左右，大約21、22歲左右，就去結婚而自動離職了。
 而男性，最大的可能是自己去創業，或者轉業。所以台灣的中小企業特別興盛。依據1967年的統計，如果把29人以下從業人員的企業定為零細企業；把30-99人定為小企業；100人以上的定為中大型企業，則台灣零細企業加小企業的勞動者，竟佔了64.6％，也就是說，台灣工業化的過程，很大的部份是靠著中小企業的奮鬥而起來的。
而這些中小企業也不是天生如此，而是師父帶學徒，學徒再開小工廠，一家帶一家，互相支撐，或者互為競爭，慢慢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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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三點的農村，三合院的曬穀場上，坐著二、三十個人，有大人有小孩，圍著一台從屋子裡抬出來的黑白電視機，聚精會神的觀看著。夏夜的晚風涼涼的，卻沒能吹去他們身上的激情。人們隨著電視機上的棒球轉播，在一球擊出後，大聲喊著：「紅不讓啦，紅不讓啦！」
平時早早入睡的農村三合院，此時成了一起歡呼、一起嘆息，一起加油呼喊的慶典。連睡覺的孩子都被吵醒了。
一局一局，直到轉播結束，都四點多了，人們帶著贏球的歡天喜地，或者輸球的悲嘆惋惜，以及徹夜未眠的紅眼睛，回去休息片刻，不久就得起來上班和農作了。
1970年代初，台灣的夏天因為有了威廉波特少年棒球比賽，帶著節慶般的喜悅。
那時台灣剛開始有了黑白電視機，也開始有參加少年棒球比賽的轉播。
 
每一個成長於1960年代的人，都無法遺忘電視剛開播的時候，是如何擠在鄰居家一個小小的客廳裡，和他們家人、以及其它鄰居，一起觀看台灣電視公司最早的節目「群星會」，乃至於後來的衛星轉播「威廉波特少年棒球大賽」。
隨著台灣經濟逐漸安定，成立新傳播媒介──電視遂躍上檯面，成為規劃的一環。特別是1958年5月1日，大陸宣告成立「北京電視台」並試播，是華人圈子僅次於香港「麗的映聲」（成立於1957年）的第二家電視台。雖然它九月開播時只一周三次，每次三十分鐘，但已是一種技術上的領先。
蔣介石不甘人後，在1959年就決定和日本合作，成立「中日電視事業研究小組」。1962年，台灣電視公司宣告成立，由台灣省政府和民間出資，占60％股份，其餘由日本富士電視台、東芝、日立等出資占40％。十月十日，由宋美齡主持首播儀式，正式開張。
最初它的節目都得在攝影棚現場製播。所以每天只有五小時。一般就是中午一小時，下午7點到11點，四小時。即使如此，卻已造成轟動。特別是一個人，在那麼小的四方形屏幕裡，唱歌跳舞，讓人們可以在家裡，享受到以前只有去歌廳、電影院才能享受的娛樂，那已是非常大的突破了。
「群星會」每天播出的時間只有半小時，卻因為明星效應，捧紅了許多歌星。很多人的童年記憶裡，都有擠在鄰居的客廳裡，聽著歌星唱歌，跟著哼唱的經驗。
隨著電視節目大受歡迎，電視機更為普及。後來由中國廣播公司主導，結合民間資金，成立「中國電視公司」。又兩年後，以教育電視台為主，結合軍中政治教育需要而成立了「中華電視台。台灣所謂「無線三台獨占」時代，由政、黨、軍分別掌控電視台的媒體結構，於焉形成，自此維持了三十幾年。
然而，新的媒體終究帶來社會生活風貌的變化。
台視在1962年開播不久，為了提高收視，想吸引占多數的閩南語人口，就找了廖瓊枝、何鳳珠主演閩南語歌仔戲〈雷峰塔〉，在每周二的晚上播出。到了1966年，電視逐漸普及，楊麗花主演的〈雷峰塔〉立即造成轟動。然而，最轟動的還是1970年開始播出的閩南語布袋戲〈雲州大儒俠史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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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是一位台灣南部鄉下長大的孩子，1970年代初，到台北讀大學國際貿易系之後，進入一家貿易公司，負責處理外國訂單，去南部工廠尋找外商要的貨品，也曾帶過幾位客人去台灣南部看生產工廠。兩年後，他不甘於屈居人下，決定自己出來闖。他開了一間小貿易公司，找了會計和助理，就做了起來。他先從相關廠商的名單著手，寫信、寄商品目錄、洽談價錢等，有些廠商來詢問型錄上沒有的商品，他也儘量去中南部找。漸漸的，他的生意有了起色。
但他不想只靠著美國，聽說中東一些石油國家非常有錢，特別在石油危機後，價格幾度起伏，讓他對中東充滿興趣，遂決定去開拓新的市場。他選了一些美國人曾訂購的衣服鞋子、生活禮品等的型錄，帶上某些容易贈送的禮物，滿滿一箱行李，和一個007手提箱，就出發了。
當時要到沙烏地阿拉伯要轉幾趟飛機，但他不以為苦，到了當地，人生地不熟，就在旅館中查詢一些電話資料，一一打電話去問。如果對方願意接受，就立即去拜訪。他的英文是簡單的生活貿易英文，卻足以做生意。有一個阿拉伯商人和他談得愉快，為了感謝他送的新鮮有趣生活用品，就邀請他去沙漠裡，參加他們的家族聚會。他也不畏懼，直奔沙漠。
在沙漠的老式房子裡，他見識了阿拉伯式的家族聚會，一起喝酒，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他和對方建立起長期的情誼。就這樣他得到了大筆的訂單，從此打開了不同的市場。有些他未曾做過商品，例如從生活用品，擴充到汽機車零件等等，他也可以找其它廠商供應。他的生意因此大大擴充了。
他敢於這麼做有一個重要的原因：當時台灣中南部有許多中小企業。這些企業多是家族式的經營，規模雖然不大，機器設備也不是最新最大的，但他們做出來的商品，有很大的靈活性，隨時依客戶的需要做調整。有時，一大筆訂單下來，一個廠商供應不來，他也不會拒絕，而是儘量去找其它的協力廠商，不管是做貿易的朋友，或者生產的工廠，一起來做。中小企業總是這樣，有生意大家做，有錢大家賺，自己不必做最大投資，但靠著相挺，彼此協力，就足以供應更大訂單。雖然彼此也會互相競爭，殺價搶客戶訂單，但競爭本是常態，只要找對信用良好的協力廠商，就夠了。
阿德賺了不少錢，有一陣子因為接了大筆訂單，被對方倒債而面臨困難，但他靠著過去協力廠商的資金周轉、外國客戶的新訂單，重新站起來了。
1970年代的台灣，中小企業就是這樣崛起的。他們帶著一卡皮箱，滿滿的樣品和型錄，跑遍全世界，尋找新商機。
他們的形影，讓人想起台灣人的移民祖先，從福建的漳州、泉州、廣東等地，飄過台灣海峽黑水溝，帶著一卡皮箱，一個布包，形單影孤，來到台灣，開始了開拓的移民生活。幾十年後，綿延成一個家族，一個互相扶持的力量。而他們的後代，也帶著這種漂泊的精神，繼續到世界上開拓新天地。
曾有學者指出，「一卡皮箱」代表著台灣中小企業的奮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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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尉天驄、劉國松、郭楓，都是抗日烈士遺族的後代，孤獨來到台灣，自力求生，因此特別有一種想開創新世界的勇敢。尉天驄有機會辦《筆匯》，而劉國松則和師大美術系的同學合組了〈五月畫會〉。白先勇則是軍人子弟，卻是在國民政府的敗退中，感受一種家國流離、舊社會崩潰、傳統瓦解的悲涼。但本省籍的陳映真、陳若曦、施叔青又完全不同。一如陳映真在〈將軍族〉中所寫的，更多是感受到一種底層社會無可奈何的悲哀，而施叔青則寫下鹿港大家族沒落的鬼魅般的華麗。
 
在舊社會崩潰的社會中，新一代的青年要創造出屬於他們的新時代，唱出自己的歌。於是他們用極有限的資源，辦雜誌，組畫會，開創新的藝術形式。那時他們總是在台北的明星咖啡館聚會。
1917年俄國革命後，一位出身貴族的沙皇侍衛隊指揮官艾斯尼（Elsne）流亡到上海，投靠了他的朋友。此時他朋友在上海霞飛路開了一家明星咖啡館。
1949年艾斯尼跟著國民政府再流亡到台北，因緣際會，認識了一個建中剛畢業的十八歲學生簡錦錐，就此開始合作，開了〈明星西點麵包廠〉，二樓則開了明星咖啡館。
由於蔣經國的夫人蔣方良是俄國人，她非常喜歡明星的麵包，特別是它特製的俄羅斯軟糖，一時間馳名於台北。黃昏麵包出爐的時間，總是有許多「黑頭轎車」（代表官員的車）開到門口，來買新出爐的麵包。
帶著俄羅斯的傳奇和西式麵包的香氣，台北一些文人也聞風而來。但它對台北文人最大的吸引力是，用尉天驄的話說，可以供應便宜的簡餐，而且可以一直坐一整天，不會趕人。如果錢不夠，還可以先去附近吃一碗便宜的排骨麵，再回來繼續寫，繼續聊。
1959年，一身瘦骨長衫的詩人周夢蝶開始在它的樓下擺起書攤，賣著台北當時的文學書籍。有時文人來了，在樓下買幾本書，就上樓去喝咖啡，討論雜誌的內容、寫作。有時咖啡錢也不知有沒有人付，就糊里糊塗的走人了。
黃春明剛到台北的時候，先去一家廣告公司上班，月底他領了薪水，口袋裡有錢了，就去明星咖啡館的櫃台說，我先放一筆錢在這裡，他們喝咖啡的錢都從這裡扣。等到月底他也沒錢，就苦哈哈的。
後來他開始寫起了小說〈鑼〉，整個人沉浸其中，連廣告公司的工作都辭了。陳映真和尉天驄總是笑黃春明是「窮措大」。然而，只要有他在，明星咖啡館的氣氛總是熱烈，因為他最愛說故事。而畫家吳耀忠帶幾分年輕藝術家的靦腆，坐在明星的角落讀書、喝咖啡，即使他暗戀一個女生，也不敢去表白，只敢跟陳映真悄悄說……。
 
1960年代，這一代的文學青年在貧窮艱難的環境下，帶著浪漫叛逆的精神，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
那是反叛的年代，質疑著「人的存在意義」的存在主義年代。表現形式上的現代主義，是繼承了歐美發韌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現代主義脈絡。現代主義的作家、藝術家、文學作品、戲劇、存在主義哲學等也相繼被引進台灣，形成一時風潮，對文學創作產生重要的影響。但更本質的關鍵是：它借用了現代主義的虛無，來批判、否定戒嚴下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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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天驄大二那一年，他的姑丈任卓宣把他找了去，說：「天驄啊，你愛寫文章，我們有一份刊物，讓你來辦行不行？」
尉天驄是一個抗日烈士的遺族，跟著國民政府的軍隊來到台灣，靠一點補貼過活，怎麼有錢辦刊物呢？但他年輕氣盛，心中有許多不平之氣要發，在戒嚴的報紙管制根本沒有機會發表文章，能有自己的園地，太好了。
「辦刊物可以啊。可是我沒有錢。」他直率的答。他的姑丈說：「那錢的事，我想想辦法。」
任卓宣原是共產黨員，後來轉投國民黨，成為研究馬列主義、三民主義的專家，筆名葉青，來了台灣，與中國文藝協會辦了一份反共文藝刊物《筆匯》，是八開的報紙型小刊物，任卓宣當發行人。可是文藝協會內部複雜，互相鬥爭，在報紙上打筆仗，他一氣之下乾脆把刊物給收了，打算交給年輕人來辦。
尉天驄才大二，平時在報紙投稿發表點文章，也沒有經驗，卻有一股無畏的勇氣，他找了同為烈士遺族的好朋友：劉國松和郭楓，當時劉國松剛從師大美術系畢業，在基隆教書，可以幫他設計封面，寫西方藝術新流派的介紹；郭楓在台南，和南部的文人熟識，幫他約詩文創作；再加上大學同學許國衡，對西方現代文學挺熟，就開始籌劃起來。此時姑姑尉素秋看他熱血籌辦，唯獨缺錢，很是義氣，就起了一個會，標了五萬塊，存在任卓宣辦的帕米爾書店裡，讓他可以支取，作為印刷編輯費。在公務員薪水才幾百塊的當時，五萬塊可是一筆不小的數字。
就這樣，一份由年輕人辦的全新文藝刊物出現了。為了表示和過去的《筆匯》不同，又不能改名，於是尉天驄乾脆加一個前稱，叫「革新號《筆匯》」。
劉國松每期介紹西方藝術流派，許國衡介紹文學作家，但總是不能沒有自己的創作啊，於是他到處約稿，問人家：「你們那裡有沒有會寫的？」
有一天，他碰到一個讀大學中文系的朋友，又問人家：「有沒有認識會寫的？」
那人回的乾脆：「有啊，你也認識的。我們中學同班同學。」這個人中學比尉天驄低一屆，跟後來的小說家古龍同班。古龍調皮搗蛋，常常去尉天驄的教室玩，還被他打過。
 「那你幫我跟約稿啊。」他不假思索的說。
 革新號第一期在1959年5月4日出刊了。沒多久，大三的暑期成功嶺集訓開始，他就去了台中。他把編務交給許國衡、劉國松他們。有一次，他在成功嶺看到一篇小說稿寫得不錯，叫〈麵攤〉，就寫信給朋友叫他們給發表了。三個月之後，他集訓回來，聽說〈麵攤〉的反應很好，找了編輯說：「他的小說寫得很新，很好，我們約他來見面聊聊啊。」
他們就說：「他的頭很大，外號叫大頭。」
一見面，他拍著對方的頭說：「王八蛋，原來是你啊。」雙方早已認識。那人是陳永善。
陳映真當時似乎無意於以小說家為職志，只是在朋友的邀約下，把自己大一國文的作文，和英文小說的試寫，改成了中文，就成了短篇小說〈我的弟弟康雄〉和〈麵攤〉。卻不料因此成名，文學評論家姚一葦大為欣賞。
陳映真知道他們正在約稿，也把白先勇一起找來了，幫《筆匯》寫稿。
在反共文學政策當道，思想荒蕪的年代，有這麼一群文學的同好，可以一寫作聊天，一起辦雜誌，找思想的出路，是多麼開心的事。
剛開始，大家還有稿費，幾期後經費用完了，每一次出雜誌都得傷腦筋，但似乎大家還是互相約稿，討論創作，批評笑鬧，搞得不亦樂乎。
尉天驄還記得，大家都窮，他就買了白菜、豬肉、豆腐、蘿蔔燉成一大鍋，大家一塊兒吃。有個作家叫葉泥，是回教徒，不吃豬肉。尉天驄老是叫他一定要偷偷嚐一塊豬肉。後來有人就問他說：「為什麼尉天驄叫你寫稿，你都乖乖交稿，又沒稿費啊。」那葉泥就回答說：「你不知道，那尉天驄是無賴，他約的稿子如果沒有交，他就說要買一條火腿掛在我家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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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自然事件〉起因於一個在革命實踐研究院工作的文書人員劉自然被美軍槍殺。
 劉自然，卅三歲，江蘇人，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打字員，住研究院陽明山宿舍。1957年3月20日夜間，在陽明山美軍眷屬宿舍B區一號附近，被美軍援顧問團上士雷諾（Robert G. Reynolds）發射兩槍擊斃。
事發後，陽明山警察所於是日23時50分接到雷宅女傭姚李妹報案電話。由外事警官韓甲黎前往調查，此時美國憲兵軍士長麥克金肯（E. R. Mcjunkins）正好趕到。
雷諾供稱，當晚約23時45分，其妻在浴室尖叫，說有人由浴室窗外窺視。他立即帶手槍由後門繞至B區二號門前，看到有一個人仍攀伏浴室窗外，向內窺視，就以中國話喊道：「等一等」。那人聞聲即由窗上跳下，彎身向他走過來，在距離約一公尺的地方，左手高舉木棍，企圖襲擊。他為了自衛，立即對準其前胸，發射一槍。那人側身跑了數步，跌仆在水泥道旁。他想返家以電話報警，走十餘步，卻見那人捧胸起立要逃，就再對準發射一槍，那人隨即向公園逃逸。他就回家以電話報警。
韓警官隨即會同雷諾等到公園，發現那個被槍擊的人，頭向住宅區，腳向公園，業已氣絕。
死亡男子為劉自然。而雷諾所謂劉自然手持之木棍，則遍尋不獲，僅由美國憲兵在竹林內找出一根長約二英尺、粗約姆指的櫻樹枯枝，但雷諾不能確認這是劉自然手持的「長棍」。不過美憲兵仍將枯樹枝列為證物之一。
 此事的複雜在於：依1951年接受美援時雙方換文的規定，美軍援顧問團人員為大使館的一部份，享有外交豁免權，台灣只能由外交部向美國大使館表達關切之意，請美使館轉告美軍援顧問團迅速秉公調查審處。
 這不是一件小事，涉及台美雙方的軍事合作。依照國府的慣常作風，會採取如下步驟：其一，請警備總部與情治單位關照媒體，不要加以報導，以免家醜外揚（畢竟劉自然是革命實踐研究院的文職人員）；其二，和美方交涉，找劉自然遺孀道歉賠償，但請她務必守密；其三，將雷諾調離台灣，回美受審，給予適當懲處，以昭公信。如此即可大事化小。
 但整個過程卻未見任何處理，反而讓新聞媒體不斷加以報導，而其方向並非槍殺的動機與事件真相，而是不斷質疑雷諾的供詞。供詞當然漏洞百出，包括劉自然死亡姿勢根本不符合逃離的方向，樹枝與「長棍」不成比例，劉的傷口有火藥殘留，顯示近距離射殺，劉身受槍傷逃走的路上卻無血跡……；最重要的，劉自然並構不成威脅，那雷諾這樣的美軍，是不是可以隨意槍殺尋常百姓而說是自衛呢？這些質疑，更激起民間的關注。
 原因何在？
在於人心的不平。美軍在台灣享有各種特權，包括住在陽明山由台灣銀行特別建造的美軍眷區，平房庭院的美式住宅，出入轎車，生活優渥，享有治外法權，人數更是不少，高達一萬人。如此懸殊的生活文化，早已成為台灣的一景。再加上美軍不時對台灣頤指氣使，使台灣軍警方都感到不滿。於是警方的消息不斷外洩，而控制特務與輿論的蔣經國則採放任態度。
1957 年5月20日上午九時，雷諾槍殺劉自然案，在圓山美軍援顧問團教堂內，由臨時組成的美軍軍事法庭審理，共有八名陪審員。歷經三日審訊，美軍事法庭於5月23日判決雷諾無罪。由於美國統一軍法規定，軍事法庭「無罪」之判決，不須經其軍事長官之審核，一經判決，即生效力，亦即雷諾已告「無罪」定讞。
此舉立即引起台灣媒體的大嘩。聯合報以頭版二分之一篇幅來報導，再佐以社論〈抗議美軍蔑視人權〉，挑動了敏感的神經。
5月24日清晨台北發出防空演習警報，人們習以為常，不當一回事。10點一刻，劉自然的未亡人奧特華揹一塊中英文書寫的雙語招牌，上面寫著〈The killer-Reynolds is innocent ? Protest against U.S. court martial's unfair unjust decision〉，中文第一行寫著「殺人者無罪！」第二行寫：「我控訴！我抗議！」她來到台北鄭州路的美國大使館門前，站在門口把牌子立下，無言抗議。她的行動立即引來記者和民眾的圍觀。
使館的職員趕緊出來邀請她入內，但為她所拒。隨後台北市警察局長等人都來了。他們邀請她進去談話。奧特華說：「我不進去，門外是中國的領土，我有權在這裡站，我不踏入他們的範圍。」
警察局長說：「劉太太的悲哀，我們都很了解和同情。」
「不僅是我個人的悲哀，而是全中國人的悲哀！」她說。
 
中午時刻看熱鬧的人愈來愈多，有兩百多人。此時中廣電台記者來到現場，對她作了一個訪問。她一字一淚的控訴說：「我今天在這兒，不光是為我無辜的丈夫作無言……的抗議，我是為中國人，除非美國人給我們中國人，一個滿意的答覆，我是不會離開這裡的。」現場還有一個婦人也抱著她哭起來。
廣播一播出，台北市民已群情激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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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李國鼎，為什麼這一代的財經團隊抱持著為國家奉獻的心，卻不計政治與個人利益，鞠躬盡瘁，死而後己？李國鼎說：我們是帶著「孤臣孽子的憂患意識」，為國家在做事的。
 
1937年，七七抗戰爆發的時候，李國鼎正在英國劍橋大學唸書。研究核子物理。在大學時，他讀到一本羅賽福德（Ernest Rutherford, 1871年－1937年）、查德維克（Sir James Chadwick，1891年－1974年）、艾尼斯（Ernest Thomas Sinton Walton，1903年－1995年）合著的《放射性物質的放射線》，書中談到原子蛻變、分裂後產生的各種粒子及放射線，繽紛的原子世界令他十分嚮往，促使他日後赴英國追隨羅賽福德研究。
李國鼎是庚子賠款所派出的第二屆公費留學生，三年的公費生涯已經結束，但他的指導教授羅塞福德為他安排了英國倫敦皇家學會的獎學金，繼續在劍橋研究。然而七七抗戰消息一傳來，他無法安靜讀書了。
 這時許多留學生都一樣，拼了命的想回國參加抗戰。為此，國民政府還派了作家謝冰心到英國去勸說留學生不要衝動，一定要完成學業，學成再報效國家。李國鼎也聽到了。但他就是無法安心。他不是到市政府大廳去讀報，就是在家裡聽廣播。內心非常掙扎。乃決定去請教他的老師。
 羅塞福德說，科學家在戰時應該為國家做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也曾以科學家身份和知識參加戰爭，所以他同意李國鼎回國，等打完仗再回劍橋做研究。
 「那我回去能為國家做什麼事呢？」李國鼎接著問。
 「這場戰爭的決定因素可能在空戰，而不完全在地面戰。你是學物理的，懂得物理基本知識，包括聲光學和電學，正好可以應用到防空設施，如照空燈和測聲機。」羅塞福德說。
 聽完老師的話，他毫不猶豫，立即束裝。他還和德國的中國代表連絡，希望可以去參觀當地的防空設備工廠，後來還參觀了照空燈和測聲機的工廠。回國後，他立即加入防空部隊。其後他教書、做研究，還參加資源委員會轄下資渝鋼鐵廠的設立，從理論物理，走向實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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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月24日，當時身兼美援會副主任委員、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台灣銀行董事長三大財經要職的尹仲容因為肝癌病逝。1月30日辦完喪禮後，安葬在陽明山第一示範公墓。
那一天早晨，長期擔任他秘書的王昭明，提早到公墓去，想單獨去追思這一位為台灣財經發展鞠躬盡瘁的長官。他陪尹仲容走過他人生輝煌的歲月，也走過黯淡的官司低潮，甚至義務幫他查找資料，一起閱讀史料，看到他官場起伏之際的風範。他有一份深情，和對人格的敬重。
想不到，他到達的時候，陳誠早已先到了，坐在近處一座涼亭裡休息。
王昭明看到他孤獨的背影，心中一酸，趨前報告尹仲容後事處理的情形。當時陳誠是行政院長，尹仲容從經濟部長到美援會副主任，以及台灣銀行董事長三大職務，都是他所任命的，尹仲容是他的愛將。如今過世，他如何不深深感傷。
陳誠感慨的說：「仲容一人肩挑美援運用、外匯貿易管理、金融掌舵三大重任，把他累壞了，當年我派李國鼎為他的秘書長，就是希望分擔部份工作，以減輕他身心的壓力，現在證明這種設想是必要的。」
 
尹仲容的才華，早在大陸時期就被宋子文所賞識。1903年生的他，畢業於上海南洋大學（台北交通大學前身）電氣機械系，以優異成績，進入交通部工作，因與宋子文系世交，被延攬到宋子文的私人公司任職，後隨著宋子文而任職於廣東等地。1949年加入內閣，參與了國民政府上海資金調度到台灣的事宜。之後主管中央信託局業務，也兼任台灣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的負責人。
1953年，為了爭取美援，成立經濟安定委員會，統籌原來的業務，尹仲容被任命為經安會之下的工業委員會召集人，委員會的委員則包括了經濟、交通、財政、台灣省等各機關的首長。他找來李國鼎、嚴寅存、費驊等人來擔任專任委員兼組長。在農業生產總額佔34.46％，工業只佔19.39％的當時，經濟難題是生產不足、物資缺乏、就業困難、外匯短絀、貿易萎縮，整個社會面臨沈重的壓力。工業委員會的任務是要突破經濟困境，發展製造業，增加就業機會，安定社會。但當時人均生產毛額才167美元，根本沒有民間儲蓄，如何去找資金呢？美援於是成為必須全力爭取的目標，更重要的，還要善用有限的美援，發展重要工業。
尹仲容便是在這樣的困局中，開始了他的事業。他性格耿直剛強，思想開放敏捷，樂於吸收新知，手上隨時拿著書或外文雜誌在閱讀。更重要的是他曾任職於私人公司，深知市場經濟的優點，因此他雖然為了經濟安定而必須做某些物資與金融的管制，但他隨時調整，將非必要管制的的物資逐步開放民營。舉例而言，如紡織業，他就認為靠日本進口的布料花費國家太多外匯，於是決定「進口替代」，由政府進口棉花，再由民間自行生產，雖然品質不夠好，但可以培養民間的紡織工業。而為了保護剛剛起步的產業，他也限制某些物資的進口。便是在這樣的政策下，培植了台灣紡織工業，在1970年代，台灣的成衣出口變成最重要的貿易項目。
他的經濟思想也非常「實用主義」。他並不是學經濟出身，卻喜歡閱讀各種經濟理論，而總結各國的理論，他提出「計劃式自由經濟」。他認為關係國防安全與生存的要項，必須管制之外，其它儘量扶持民營，才能增加競爭力。以政府的政策規劃，扶持某些重點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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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首歌，你問起台灣人，他就會想到自己的姐姐妹妹，想到自己的親人，想起自己成長的經歷，甚至眼眶濕潤，那一定是「孤女的願望」。
1958年，10歲的小歌女陳芬蘭唱出這首歌的時候，立即引起轟動。唱片大賣，還找陳芬蘭拍成電影，她隨片登台，即使遠在鄉村，都有人開著鐵牛車不遠千里跑來看。
     《孤女的願望》
請借問播田的田庄阿伯啊，
人在講繁華都市，台北對叼去，阮就是無依偎可憐的女兒，
自細漢著來離開，父母的身邊，雖然無人替阮安排將來代誌，
阮想要來去都市做著女工渡日子，也通來安慰自己心內的稀微。
 
這首歌如電影一般，描述一個小女孩離鄉背井，一個人在茫茫人海裡要找工作。她沒有熟識的人，只能請問種田的阿伯，台北要如何去；再問都市裡的阿姐，工廠是不是貼了告示要找人。這一步一步走入城市，走向陌生的世界，去找工作，無非是要做一個女工，即使錢少也沒關係，人生地不熟也不怕，只是為了要改變自己的命運。
1960到70年代的台灣，沒有人沒聽過這首歌。沒有一個離開中南部家鄉的孩子，不曾唱過這首歌。
有一次我演講說到這內容，一個中年女性聽眾感動得流下眼淚，她說自己年少時候，天天唱著這一首歌，不斷不斷在安慰自己，只要忍耐個三年五年，為將來的幸福，甘願受苦……。
這一首歌，彷彿是台灣1960年代，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無數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尋找出路的女工的心聲。
那時的台灣農村到底發生什麼事，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想離開，去做工找出路呢？難道真的像批評者說的，人性愛慕虛榮，喜歡繁華的都市嗎？
不。顯然有更為深層的結構性原因。經濟學家劉進慶以長期的經濟分析，科學的數據，為這一段歷史留下冷靜的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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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三炮戰打得正兇的時候，詩人洛夫在軍官外語學校受訓。受了英文訓練以後，馬上就派到金門當新聞聯絡官，專門負責接待外國記者。那時金門是戰地，世界關注的焦點，各國大媒體的戰地記者絡繹於途。洛夫和其它兩個新聞連絡官就專責接待這些記者。
此時的金門已從最初的激烈炮戰，降低為「單打雙不打」，星期一三五打炮的時候，很危險，記者別來；但二四六不打，記者來的就多，也是最忙的時候。記者來了就一起睡在坑道裡。有時碰上半夜打炮彈，炮聲震得轟轟作響了一夜，根本沒辦法睡覺。
有一次炮彈打太兇了，洛夫只好起來，隨手寫著詩，想不到炮彈竟然呡噹一聲，直接落在他的頭頂坑道的正上方，打在岩石上，爆炸了。他身邊一個上尉嚇得躲到桌子底下，他也被震得身體搖晃，可是當時還不覺得害怕，只是像老兵一樣，槍一旦打響，反而不害怕了。事後回想，他才感到一種後怕的驚心動魄。
就是在那樣的情境下，他開始寫起了後來非常有名的詩《石室之死亡》的第一首，在那死亡的直擊、恐懼的籠罩下，他不能明白寫出自己所在的金門（這是軍事機密），也不能寫出炮彈的轟炸（這也是軍事機密），更不能用寫實的手法講故事，於是就成為一種對死亡與恐懼的意識流的呈現。
 
祇偶然昂首向鄰居的甬道，我便怔住
在清晨，那人以裸體去背叛死
任一條黑色支流咆哮橫過他的脈管
我便怔住，我以目光掃過那座石壁
上面即鑿成兩道血槽
我的面容展開如一株樹，樹在火中成長
一切靜止，唯眸子在眼瞼後面移動
移向許多人都怕談及的方向
而我確是那株被鋸斷的苦梨
在年輪上，你仍可聽清楚風聲，蟬聲
（摘自《石室之死亡》第一節）
 
他的《石室之死亡》許多人說看不懂，但很有想像力，有一種莫名的窒息感和爆發力。這是洛夫的得意之作。
洛夫是在1954年夏天和張默結識的。他們都參加了一個陸戰隊辦的「三民主義講習班」。那時張默在第一師第一旅，洛夫也參加了，他比張大，當排頭，張默排中間，二人在同一個班，互相報上姓名時，都「哦」了一聲，說：早就認識你了。原來，他們都在海軍裡面的《忠義報》發表過詩，早知彼此的文名。如此相識後，不免惺惺相惜的多談了幾句，甚至想，現在詩刊投稿不易，不如自己來辦一個詩刊，讓年輕詩人都有地方發表。但一星期的訓練很快過去，各自都回了部隊。
過不久，張默放假一人在高雄閒逛，走到大業書局裡，不經意間，翻到一本散文家的書，裡面有「創世紀」三個字，他心中彷彿被什麼「電」到了，大感興奮，就寫信給洛夫道：「咱們不妨以『創世紀』為名，來辦一個詩刊。」洛夫欣然同意了，這詩刊就這樣辦了起來，一辦，居然辦了六十幾年，迄今還在出。
那一年，23歲的詩人瘂弦也是在高雄左營的軍中廣播電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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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了解更多的故事，請看楊渡著《有溫度的台灣史》
 

紫薇，一個軍人的妻子，有了兩孩子之後，丈夫每個月190元的薪水不夠家用，於是去應徵電台駐唱，當時的電台可不比現在有完整的錄放音設備，而是主持人進入錄音間，門一關，節目開始，就得自己唱歌了。紫薇的歌聲，讓她成為最受眷村歡迎的國語歌手。
她擅長用柔和的歌聲，故鄉的小曲，撫慰那無處寄托的鄉愁。那時，國民政府不斷推出熱血高亢的政治歌曲，可是眷村人根本不愛聽，人們還是喜歡〈魂縈舊夢〉、〈何日君再來〉、〈蘇州河邊〉、〈天涯歌女〉、〈岷江夜曲〉、〈西子姑娘〉等小曲兒。可是這樣的鄉愁，唱得國民政府都心慌，乾脆把一些歌曲查禁了。
紫薇在中國廣播公司主持電台節目，她有一個義父叫李敦宗，他的女兒李慧倫嫁給了中廣的音樂製作人周藍萍，所以紫薇和周藍萍的像乾親家一樣，非常親近。
周藍萍剛到台灣時也很窮，他本名楊小谷，隨著1949大撤退來台，經朋友介紹，進電台擔任歌詠指導（因為電台主持人要直接唱，所以需要有歌詠指導）；除了在電台工作之外，也去金甌女中兼課，教歌唱。卻不料他看上了一個合唱團的女生叫李慧倫。
1954年，有一天，他跟好朋友潘英傑、楊秉忠說，他想試著寫一首小夜曲，準備送給一個人。他們都知道他正在追李慧倫，要的就是情歌。於是潘英傑就用小夜曲那種「描述情人的愛戀與相思的情歌」，寫了〈綠島小夜曲〉的詞，由周藍萍譜曲。那意思是要讓周藍萍可以去女生的窗下唱小夜曲。
為什麼是「綠島」呢？它是不是像人們說的寫的是綠島政治犯遙望鐵窗外而思念情人呢？潘英傑不做此想。他認為自己來到的台灣，是一個充滿綠意的之島，但如果叫寶島，就太俗氣了，所以叫綠島。它所描述的正是台灣。
 
這綠島像一隻船 在月夜裏搖啊搖
姑娘呀　你也在我的心海裏飄啊飄
讓我的歌聲隨那微風 吹開了你的窗簾
讓我的衷情隨那流水 不斷地向你傾訴
椰子樹的長影 掩不住我的情意
明媚的月光 更照亮了我的心
這綠島的夜已經這樣沉靜
姑娘喲 你為什麽還是默默無語
 
周藍萍也不負眾望，把歌曲寫出來了，果真送給了李慧倫，還請人在電台唱。雖然歌曲沒有引起太大轟動，但那女生真的追到手了，後來就成了周夫人。然而一首創作曲子若完成，就彷彿有了自己的生命。〈綠島小夜曲〉一開始沒太多人注意，但許多歌手不斷傳唱，慢慢為人所知。而周藍萍也不斷寫歌，完成〈回想曲〉等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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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朋早年是中央社的知名記者，外文相當好，曾擔任過《紐約時報》、《生活雜誌》等的特約記者，後來擔任中央社記者。根據老記者龔選舞在回憶錄中寫到，他長相高大英俊，穿上西裝，頗有西方大報記者的派頭。他為人爽朗直率，個性火爆，對時局有所不滿，會直接批評。有一次在北平採訪李宗仁時，因為李宗仁有眼疾，本來約好的採訪取消，打算派另一人接受採訪，他當場起身，說：「架子這麼大，我們走。」當時他像一個跑政治新聞記者之中帶頭的人，一說走，全部人都跟著走了。
1949年後，他以中央社記者身份來到台灣，到台灣省新聞處工作。聽說了黃正、黃珏姐妹在台灣，他曾在南京認識了黃珏，就向孫立人提出採訪「女青年大隊」的申請。採訪之後，他連絡上黃珏，就常常南下屏東，展開追求。事實上，他當時已經和一位叫廖鳳娥的女護士同居，為什麼他會對黃珏展開追求呢？是感情？是個性？是政治上想透過黃珏、黃正姐妹接近孫立人，取得情報？這恐怕無人可以回答了。
黃正、黃珏姐妹的長相都相當漂亮，她們的母親係出名門，抗戰勝利後，曾當過最早的湖南省參議員，姐妹在南京就讀金陵女子大學，這是有名的貴族學校。遭逢國共內戰，妹妹黃正跟著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準備進台灣大學繼續讀書。因有同學和孫立人家人熟，在剛到台灣還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常帶著黃正去孫家玩，卻不料有一天，她們碰上了孫立人的妻子張晶英。
張晶英是孫立人的第二任妻子。是孫立人在南京工作時所認識的。當時她還是一個高中生，卻與當時三十歲、剛剛從美國維吉尼亞軍校學成歸國、帥氣英挺的孫立人墜入情網。張晶英的家人全力反對，甚至幫她介紹其它年輕的世家子弟，但她義無反顧的和孫立人結婚。她與孫立人感情非常好，可惜不能生育，這讓她內心非常愧疚，便想幫孫立人物色一個二房，好傳宗接代。
她一看到黃正，家世、相貌、能力、品格都非常優秀，雖然才二十歲，但她決定一試。於是她向黃正提出來屏東孫立人辦公室工作，擔任孫的英文秘書。在一百二十萬人因為戰亂而撤退到台灣，兵荒馬亂之際，黃正有這樣的安排，無異是最好的出路。於是她放棄了學位，轉到屏東工作。
黃正的工作並不重，主要發請帖、接待貴賓、安排日常行程等，屬於生活秘書，因此與孫立人關係日益親密。終於有一天，孫立人牽起了她的小手，眼睛含情脈脈的望著她，兩人的關係自此改變。孫立人為她取了「little」的小名，意含「立人」的音。有一次她因不會騎馬，孫立人還伏身下來，要讓她試騎。這讓少女的心深深感動。可是這種禁忌的愛情，終究讓她難以承受，有一次她甚至想自殺，拿起槍對著胸口，才發現是沒有子彈的。
白髮將軍，對少女紅顏，雖然年紀差了三十歲，但愛情一旦燃燒，誰能阻止呢？直到晚年，黃正都認為自己深愛孫立人，如果不是被抓去坐牢十年，而孫也被軟禁，她將一生跟隨，無法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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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33歲的流浪樂師楊三郎在基隆港口的〈國際聯誼社〉擔任樂隊指揮，也兼任小喇叭手。這個聯誼社靠近港口，可以望見海洋。這裡曾是國軍大撒退的時候，兵荒馬亂、人聲雜沓的海港，如今是美軍協防台灣的要塞，因此專為駐台美軍開一個俱樂部，演奏著當時最流行的西洋流行音樂，讓美軍可以帶人來跳舞交際。
楊三郎本名楊我成，台北永和人，生於1919年，1937年赴日本，拜音樂家清水茂雄為師。1940年赴滿洲國，在瀋陽、大連、哈爾濱等城市流浪，擔任樂師參與演出。1945年中日戰爭轉趨激烈而回台。1946年組樂隊加入台灣廣播電台（中國廣播公司前身），1947年在呂泉生鼓勵下，完成處女作《望你早歸》而揚名歌壇。1948年，他結識周添旺，兩人先後合作了《孤戀花》、《思念故鄉》、《秋風夜雨》等名作。
然而在戰後的世道，當作曲家難以維生，他只得當樂師來才能生存。
基隆常常下雨，港口停著不知要開往何方的船，美軍俱樂部帶著一種異鄉的情調，青色的路燈，濛濛的夜雨，映著前往演出的楊三郎的身影。有一天楊三郎經過夜雨的街道，心有所感，於是用小喇叭吹奏出一首憂傷的曲子。那曲子悠揚動人，得到聽眾的好評，夜夜都有人要求他演奏。但點曲子總是要有一個名稱，楊三郎不知如何名之，就叫它「雨的blues」。它成了〈國際聯誼社〉的名曲。
有一天，樂隊的琴手呂傳梓有感於基隆的雨中情景，於是以青春男兒漂泊在港都，追尋夢想，望著夜雨而傷感為主題，寫下〈港都夜雨〉的歌詞。這首曲子自此成為演唱的名曲。後來由吳晉淮在1957年出唱片。
 
今夜又是風雨微微　異鄉的都市
路燈青青　照著水滴　引阮心悲意
青春男兒不知自己　要行叨位去
啊～漂流萬里　港都夜雨寂寞暝
 
〈港都夜雨〉彷彿是1950年代初，剛剛落定下來，卻充滿不安、前途茫茫的台灣心情的寫照。
 
在港都擔任樂師的生活，終於無法滿足受過音樂訓練，且見識過日本、東北等大城市演出經驗的楊三郎的心，他在1952年決定自組一個歌舞團，冒險一搏。他學習日本松竹歌舞團的形態，結合樂師和好友那卡諾、白明華等人籌組一個〈黑貓歌舞團〉，巡迴全台灣演出。
〈黑貓歌舞團〉的樂師配置是很齊全的，有雙小喇叭，楊三郎自己擔任首席；還有雙中音薩克斯風，次中音、低音薩克斯風各一，其它還有手風琴、吉他、大小鼓等。每次演出分三段。第一段演奏創作歌曲和世界名曲，這部份頗受歡迎，因此楊三郎還把演奏過的曲子編輯為《黑貓名曲集》出版。第二段是年輕女舞者的歌舞演出，有個人也有團體。第三段是戲劇，演出愛情、家庭倫理劇等，一般分上中下三集，每天演出一集。演員與舞者可以互相搭配演出。
由於台灣經過土地改革，農村生產力恢復，加上美援的到來，雖然還不富裕，但社會漸漸安定下來，再加上〈黑貓〉的演出新穎有趣，是台灣以前不曾有過的，在各地城鎮的演出大受歡迎。據演員白明華回憶，每天演出結束，總是會有不少人送紅包、金戒指，排成一排，非常壯觀。
〈黑貓歌舞團〉的全盛時期在1950年代中期。後來有人眼見歌舞團有利可圖，就群起效尤，這些缺乏專業的舞團為了競爭，演出更隨便，胡亂殺價，甚至還趁警察不注意叫演員跳脫衣舞以吸引觀眾。到了1965年，楊三郎眼見環境大亂，電視台也都起來了，他的演員有不少人被電視台看上，找去演電視劇，他才把〈黑貓〉結束。
〈黑貓歌舞團〉於是成為台灣歷史的一則傳奇。但很少人知道，這個歌舞團的負責人，也正是〈港都夜雨〉〈望你早歸〉〈秋風夜雨〉等名曲的作曲家楊三郎。
 
1956年，像楊三郎一樣流浪在港都的，還有一個從江西來的「青春男兒」廖乾元，這一年他3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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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與胡適的矛盾，都寫在彼此的日記裡。胡適不顧諸多政界大老如張群、陳誠等人勸告，不斷勸蔣應公開宣佈不連任，即使他沒有總統的位置，也一樣享有領袖的實質威望。蔣日記則寫下：「其以何資格言此，若無我黨與政府在台行使職權則不知彼將在何處流亡矣」。他甚至氣乎乎的罵胡適：「自抬身價，莫名其妙，不知他人對之如何討厭也，可憐其甚。」連「討厭」這種情緒性的字眼都出來了。
胡適則繼續當烏鴉，堅持做蔣的「諍友」，認定自己是「盡公民責任」，說不說在我，聽不聽在你。
1960年9月4日雷震等人被逮捕之後，胡適彷彿揹負道德上的責任般，到處找國民黨的高層，希望法律上不要交軍法審判，而是由一般法庭審理。但蔣介石不聽。
1960年11月18日，胡適自美國返回臺灣向蔣介石求情；胡適表示當局逮捕雷震之處置相當不恰當，並應將其交由司法公開偵查審判。蔣介石隨即答道：「胡先生同我向來是感情很好的。但是這一兩年來，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們政府。」
這話就厲害了，蔣介石一方面套交情，一方面把破壞交情的禍首推給了雷震和胡適的偏聽偏信。胡適當然只能趕快澄清說：「這話太重了，我當不起。」他以近乎懇求的態度說：「十年前總統曾對我說，如果我組一個反對黨，他不反對，並且可以支持我。總統大概知道我不會組黨的。但他的雅量，我不會忘記。我今天盼望的是，總統和國民黨的其它領袖，能不能把十年前對我的雅量，分一點來對待今日要組織一個新政黨的人？」
然而這樣卑微的態度，仍不能換來蔣介石的「雅量」。幾天後雷案判決，胡適才知道當時蔣介石已經做了決定。他是徹底的傷透了心，更是對他一直以來鼓勵雷震去組黨，而最後卻反而陷他們於囹圄，黯然神傷。
唐德剛曾形容，《自由中國》一案後，胡適彷彿老了二十歲。
他在致朋友的信中寫道：「生日快到了，回想四、五十年的工作，好像被無數管制不力的努力打消了，毀滅了，一個老朋友本月十四日八十歲生日，我寫了顧亭林五十初度詩兩句給他：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至望河清。」
 
1961年，雷震於獄中度過六十五歲生日時，胡適心中不忍，手書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作〈桂源鋪〉：
「萬山不許一溪奔，
攔得溪聲日夜喧，
到得前頭山腳盡，
堂堂溪水出前村。」
寄到獄中給他，但胡適仍未去監獄探望。
胡適和蔣介石還是維持著「相敬如賓」的關係，胡適過壽，蔣介石會送禮，還會與宋美齡一起請他吃飯。胡適適度的維持著這樣的關係，但他並不快樂。
胡適一直對雷震心懷愧疚，他是反對黨的提倡者，卻無法保護反對黨的組織者；現實的無力，彷彿也成為他心臟無力的反映，他的心臟病日益嚴重。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歡迎酒會時，突然心臟病發，當場倒下辭世。
曾參與《自由中國》的聶華苓後來說，在倒下的那一刻，胡適才終於解開他的「心牢」。何其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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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國》的知識份子至此再無法容忍了。他們認為，一個真正的自由民主體制，非要有反對黨不可，如果沒有反對黨，而寄希望執政者自動放棄權力，推動改革，這無異緣木求魚。1960年5月4日，《自由中國》再度發表〈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一文，鼓吹成立反對黨參與選舉以制衡執政黨。5月18日，非中國國民黨籍人士共72人於民社黨總部舉行選舉改進檢討會，主張成立新黨，要求公正選舉，實現真正民主，並決議即日組織「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籌備中的政黨，就名叫「中國民主黨」。
為了籌備新黨，雷震擔任「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召集委員，並與李萬居、高玉樹共同擔任發言人；其中，李萬居為籌備中新黨的黨主席、雷震當秘書長。為了擴大影響，建立基層實力，七、八月間共舉行了四次分區座談會。而情治單位也同時動員起來，密切監控。
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國》第二十三卷第五期刊出殷海光執筆的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聲言組黨就像民主潮流，乃是無可阻擋的趨勢。此文像是一則宣言，宣告《自由中國》的外省人結合台灣在地知識份子，從言論走向行動，從反對思想走向反對黨。
本省結合外省，知識份子結合基層群眾，言論刊物結合政黨組織，這三者觸及了國民黨政權容忍的底限。蔣介石開始行動了。
1960年9月4日，警備總部以涉嫌叛亂罪名將雷震與劉子英、馬之驌、傅正等人逮捕。這一天，胡適人在美國，聽到消息，特地向行政院長陳誠發出電文：「今晨此間新聞廣播雷震等被逮捕之消息，且明說雷是主持反對黨運動的人。鄙意政府此舉甚不明智，其不良影響所及可預言者：一則國內外輿論必認為雷等被捕，表示政府畏懼並挫折反對黨運動；二則此次雷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國》雜誌當然停刊，政府必將蒙『摧殘言論自由』之惡名；三則在西方人士心目中，『批評政府』與『謀成立反對黨』皆與叛亂罪名絕對無關……」。
各界為之雖嘩然，為此感到不平。立法委員費希平也在立法院提出六點問題質詢行政院長陳誠。
但沒有用。後來解密的資料顯示，10月8日，蔣介石明確指示軍事法庭，雷震的「刑期不得少於十年」、「覆判不能變更初審判決」。當時，頗有風骨的監察委員陶百川自承「深知政府制裁雷震決心如鐵，自非監察院所能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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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6日，胡適坐在一艘從上海開往美國的船上，黃埔江慢慢的落在身後，戰爭的硝煙，內戰的敗亂，越來越遠了。
海面平靜，奉蔣介石之命前往美國遊說以爭取援助的胡適，想到國民政府在戰場上一敗塗地，青年學生與知識份子多不相信蔣介石，反飢餓、反內戰的風潮還在延燒，這已經不是軍力的對比而已，而是民心的向背。他想起不久前曾與杭立武、雷震、王世杰等人，一起思考如何團結所有支持自由民主的力量，不分黨派，形成同一陣線，因此他們想成立一個「自由中國社」，籌劃出刊物和報紙，如此才有影響力。
船慢慢駛離上海，但胡適內心卻愈發沈重了。他開始寫起〈自由中國社〉的宗旨。
 
大局的挫敗沒有讓雷震懷憂喪志，他隨即邀集了傅斯年、陳雪屏、毛子水、張佛泉等人討論《自由中國》的出版計劃。陳雪屏是台灣省教育廳長，毛子水是台大中文系教授，張佛泉是人權理論專家，他的著作《自由與人權》是台灣學子討論人權必讀之書。他們在聚會中決議，1949年11月15日出版《自由中國》雜誌，至於出版的五千元經費，教育部出三千，空軍出一千，其它雷震去籌。雷震的執行力是驚人的。
11月20日，雜誌就正式創刊了。胡適掛名發行人，他寫的宗旨放在雜誌開卷的地方。雷震有意以胡適的號召力，廣招文人學者。
蔣介石會支持《自由中國》是有原因的。1949年底，由於美國發表白皮書，有意斷絕對國民黨的援助，讓它自生自滅。蔣介石雖然從大陸運出三百多萬兩黃金，但軍隊一直吃下去，算算再兩年也要空了，如果美援不來，台灣的財政很危險。而美國想支援的，是一個反共民主的政體，而不是因貪污腐敗而失去大陸的政權。因此他除了起用「民主先生」吳國楨當省主席，找孫立人當台灣防衛司令，更亟需運用胡適自由開明的形象，辦一個媒體，以提倡反共民主為標榜，爭取美國學術界的支持，以影響美國政府。
此時胡適也正在美國幫他遊說，`有《自由中國》為媒介，可以讓胡適說得更有依據。不過，很可惜的是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和總統杜魯門對蔣介石的印象都不好。這很可能與美國總統大選時，蔣介石派了陳立夫帶錢去美國支持另一個候選人杜威有關。杜威沒當選，國民黨押錯了寶。
然而，對胡適與雷震來說，《自由中國》卻不僅僅是一個對美國做形象的刊物，而是真的想把它做成自由主義思想的陣地。他們認為共產黨的勝利在於有思想，而國民黨卻沒有思想，所以一定要好好宣傳自由民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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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來台灣的一百二十萬人之中，公務員、地方文官、知識份子、大學生等，約莫有三十幾萬人，其中不少原是大學老師、文人、作家，而當時台灣的高等學府只有台大、台中農業學校（後來的中興大學）、台南工業學校（後來的成功大學）等，這些學養俱佳的知識份子值此亂世，無處可去，只有高成低就，到台灣各地先謀取教職，求一個生存的工作再作打算。
台灣各地的師範學校、中學就成為了他們的去處。
 
被台灣畫壇譽為「中國現代繪畫導師」的李仲生，即是最好的例子。
李仲生，1912年生，廣東仁化縣人，早年讀廣州美專、上海美專，愛好前衛藝術，1933留學日本大學藝術系西洋畫科，1937年畢業，期間曾在前衛美術研究所學習，入選被稱為「前衛中之前衛」的〈二科會第九室〉畫展，並參與〈黑色洋畫會〉的活動。在這裡他學習了日本前衛藝術美學教育「以精神傳精神」的方法，並不讓學生觀看作品，而是以強化學生的獨立思考、創造思維為主。抗戰期間，曾任教於重慶國立藝專，參與重慶的〈獨立美展〉（參與的畫家包括：丁關良、丁衍庸、林風眠、趙無極。朱德群等），及〈現代繪畫聯展〉。抗戰勝利後任教於杭州藝專。
1949年來台後，由於台灣沒有藝術專門學院，他只好轉而任教於台北二女中，平時則與黃榮燦、劉獅、朱德群等，合組一個〈美術研究班〉開班授課。不久，黃榮燦因匪諜案而被槍決，此事造成他很大的衝擊。原本前衛藝術以叛逆、創新、獨立為標榜，這是李仲生的藝術理念，但叛逆所形成對現狀的不滿，對理想的追求，卻讓他深深苦惱。他在一對一的教學方法下，教了幾個後來很著名的前衛藝術家，如蕭勤、夏陽、吳昊、霍剛、陳道明等，後來人稱台灣抽象藝術的「八大響馬」者。但他終究有感於台北政治環境的壓抑，而決定南下彰化女中教書。一教就是近三十年。
當時的台灣藝術界有兩大系統：一個是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傳統水墨，如張大千。溥心畬、黃君璧等渡海三家等，一個是台灣日據時代以降的歐洲印象派傳統，李仲生的前衛藝術為台灣新一代的藝術家帶來新的視野，頗受學生的歡迎。他們聽說他去了彰化女中，竟主動要求上課。
李仲生不像一般畫家會讓學生去他的畫室一起上課，他反而約學生在彰化車站相見，一杯茶、一杯咖啡，一對一，聊一個下午，談創作觀念，歐美最新藝術風格，甚至談潛意識與創作等。他深度了解每一個學生的才華與侷限，個別指導，從繪畫理念到人生哲學。他總是認為，當代藝術是一種觀念的叛逆與創新，唯有突破了思想，藝術才有新意，所以他不希望學生受到他畫作的影響，而要有所獨創。
在彰化女中的期間，他默默創作，口袋總是帶著中學生那種極其便宜的舊舊的作業本，可以隨時拿出來畫草稿、素描。他總是告訴學生，創作是自然而然來臨的，不需要拿那種高級紙做好姿態才叫繪畫，想到就畫，想畫在什麼地方都可以。
對彰化女中的學生來說，他像一個平凡無比的美術老師，讓學生自己畫素描，活在自己的創作裡。
多年後，李仲生舉辦畫展，名滿台灣時，那些從前的高中女生才驚呼：啊！那個看起來很平凡的老頭子，竟是台灣前衛藝術導師，而且他的徒弟，還「八大響馬」！
 
是的，一九四九的苦難，讓台灣負擔起中國近代史的苦難，一百二十萬流離失所的人、心靈與生存的重荷，它給台灣帶來戒嚴的時代，政治的壓抑，兩岸對峙的冷戰，但它也帶給台灣另一種苦難的力量，記憶的力量，和文化的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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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讀台中一中時，曾遇見這樣一個老師：
 
他站上講台的第一件事，是用慧黠的眼睛，把台下的同學掃一遍，直到每一個都安靜下來，才略帶調皮的笑著說：「現在我們開始上歷史課。首先，我問你們一個問題：你們想照歷史課本上寫的講，還是要聽我講真正的歷史？」
台下學生都是剛剛上了台中一中的高一新生，早上朝會時，我們才見識到高二、三學長用集體的噓聲，如何把校長噓下台，感受一種叛逆的精神，如今來這麼一個帶勁的老師，簡直太令人興奮了，異口同聲說：「要聽真正的歷史！」
「好，那你們把窗戶關起來。不關也沒關係，校長來巡堂的時候，你們就說是我要這麼上的。」他微笑著說：「那，我們先來講一講，秦始皇這個私生子，是怎麼變成皇帝的。……」
在那威權的戒嚴年代，皇帝等於領袖，領袖即是權威，敢說皇帝是私生子，那簡直是大逆不道。但他卻自自在在，無忌無諱的說起故事來。從秦始皇到先秦諸子，孔孟聖人，都一一破解，還原他們的真實面貌。
對一個高中生來說，那是何等震撼的啟蒙。蒙昧的歷史，神聖的偉人，神話的聖人，像被陽光照亮般，還原了他們本然的、凡人的面目。
整個中國歷史，那些枯燥乏味的人物姓名，那些無聊的戰爭地點，那些莫名其妙的朝代更迭，在他活靈活現的描述之下，突然都生動起來。
那是一九七三年的秋天，大陸正在搞文革，台灣還在戒嚴；大陸還在抓「國民黨特務」，國民黨還在「反共抗俄，光復大陸國土」；高中的教科書充滿教條、口號和「偉大領袖」的神話，例如偉人蔣介石小的時候看著水中的小魚力爭上游，就懂得立志向上的虛假故事。
那真是石破天驚的一擊，有如敲破蛋殼般，打碎舊有的神話。
這個叫齊治平的老師，一語打開了知識全新的窗口。不僅是知識，而是看世界的方法。我們學會了不迷信體制，不相信權威，反抗教條，學習獨立思考的精神。那是「人本精神」的回歸。他最讓人難以忘懷的，還不只是講課的內容，而是那一雙充滿批判精神、永遠帶著嘲諷笑意的眼神。
他總是在講完歷史故事後，略帶不屑的揚了揚桌上的教科書說：「你們看，這種課本，簡直教人當傻瓜！」於是哈哈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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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來台灣旅遊的人，不吃一碗牛肉麵，彷彿沒來過台灣。你甚至可以來一趟牛肉麵之旅，從台北的永康街、林東芳、桃源街，再到桃園中壢、台南、高雄……。
台北市舉辦過牛肉麵節，各種風味的牛肉麵都上了比賽場，爭奇鬥艷，連義大利、西班牙、紐約牛排、泰國酸味等口味都有，更不必說傳統的川味牛肉麵了。
台灣儼然成為牛肉麵的代表，此種美食的原創產地。
但且慢，怎麼會這樣呢？要知道，第一，台灣人不吃牛肉，因為牛為人耕田一生，老了還吃它，太沒人性。
第二，台灣不產麥子，少量的自產麥子是日本人統治台灣時引進的，是為了做麵包來著。
第三，台灣人吃的傳統麵條也不是北方那種拉麵、陽春麵，而是加了鹼的油麵。古早的台灣人都叫它「擔仔麵」。清朝時期早就有擔仔麵，那時，人們用一種竹子編的擔子挑著，裡頭燒著小火，在路邊一放，再擺幾張小竹椅子，就做起生意來。那油麵原本就熟了，只要麵、豆芽菜、韭菜用熱水一燙，澆上高湯和肉燥，就成了一碗熱乎乎的擔仔麵。它只是一鍋用熱水沏一沏，人們習慣叫它「沏仔麵」。相傳那是廈門漳州一帶傳來的。
然而，不吃牛，不吃白麵的台灣，卻出了個舉世聞名的牛肉麵。那是什麼道理呢？
 
在那戰爭烽火中倖存下來的世代，能在台灣落腳，已屬萬幸。想一想，全台灣有879個眷村，共有98,535戶，約四十七萬人，這些生命來自大陸各地，思親想家歸不得，獨在異鄉為異客，也只能靠著逢年過節，煮一點家鄉的食物，嚐一嚐熟悉的味道，一解鄉愁。於是大陸各地的風味紛紛出籠，成為台灣食物的繽紛多樣的風景。
然而，傳統的台灣人畢竟是吃米飯的。小時候因為貧困，我媽媽去買了便宜的麵粉，蒸出饅頭菜包，以取代米飯。可吃了幾餐，家人都覺得沒有吃米飯，好像天天都沒吃飽。但現在，台灣人卻是麵包的大量消費者，這習慣是如何被改變的呢？
這就要說到美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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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看準了孫、吳二人與美國有淵源，能力與學識都很好，私下關係也不錯，打算把蔣介石拉下台，利用孫立人主持軍隊，配合吳國楨主持政務，輿論上再配合製造「台灣地位未定論」「聯合國托管」「美國托管」等論述，美國即可控制台灣，使台灣成為美國遏制俄共擴張的海外基地。
美國曾暗中策劃此事的謀略，一直未見諸文件，是直到1990年，《中國時報》記者杜念中在訪問前美國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 的時候，他才說出，1950年6月初，時任美國主管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的魯斯克，確曾經由特殊管道，收到當時台灣防衛司令孫立人一封密訊，訊中明言將領導政變，驅逐蔣中正先生，並請美國給予支持。
 受訪時八十一歲的魯斯克回憶說，他收到密訊後，見事關重大，立即將密訊銷毀，並向當時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報告，轉知杜魯門總統。「我當時的確收到了這個訊息，但是那並不是一個計畫，而只是孫將軍心中的一個想法而已。孫傳來的訊息中既沒有實質，也沒有提到任何組織或執行政變的方式。」魯斯克對《時報週刊》記者杜念中說。開始接受專訪時，魯斯克並不知道孫立人將軍當時仍在人世，當他從記者口中獲悉此事後，「表情顯得愕然，並且對親口道出當年秘密頗有悔意。」杜念中如此記載。
 這個記載，有助於我們了解蔣介石說「孫立人通匪」，是什麼意思，以及他後來以「孫立人兵變」，及各種「匪諜」罪嫌逮捕三百多名孫立人舊部的原因。他們都是冤案，一切只因美國背後未完成的陰謀。如果美國沒有找孫立人暗中策劃，鼓動他政變，怎麼會有中間人傳來此種密訊？孫立人如此大將，若無私下管道，傳此密訊，萬一被出賣，不是自尋死路嗎？而蔣介石會立即知道此事，顯示孫立人也可能被人出賣了。
 美國很現實。六月初收到孫立人密訊，6月25日爆發韓戰，台灣成為美國在遠東防衛戰略上的要塞，魯斯克於是回覆孫立人，請他立即打消政變念頭，「因為韓戰的爆發，我們不希望台灣出現不穩定」。一場美國策劃的政變，尚未著手，就已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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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5日，蔣介石在他的日記寫著：「下午與昌煥、經兒談話，得北韓對南韓宣戰各報，此如預料也。」
同一天日記，他寫著：「孫立人通匪。」
沒有任何證據說明，只是五個字的記載，沒有人知道這是蔣經國與沈昌煥報告使然，或是他有其它管道得到情報。
這真是悲喜交集的兩則消息。韓戰開打，台海情勢逆轉，蔣介石期望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有可能來臨。但「孫立人通匪」，通的是誰？
 
1949年，美國眼見蔣介石失去大陸，撤退到台灣，早已對他不滿。特別是蔣介石不僅無法實踐美式的民主價值，反而實行各種獨裁手段，查禁報紙、壓制言論自由、特務暗殺文人、文官貪污腐敗、軍隊無能畏戰等等。在美國的判斷裡，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垮台，被中共一舉攻佔，只是早晚的事。而美國所擔心者，是台灣一垮台，共軍佔領台灣，則美國將失去太平洋的一道防線，所以美國有意在國民黨內尋找親美的政治人物，結合他們，來逼迫蔣介石下台。在軍方，他們物色的是孫立人，維吉尼亞軍校畢業；而政界，則是吳國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
蔣介石特務很多，耳目靈敏，他早已看出這一點。但他毫無辦法，因為撤退到台灣之後，靠著那一些黃金，早晚要坐吃山空。當時台灣的財政收支，是年收入只夠支應支出的13％，其餘87％都靠借債。這是不可能長久的。因此他需要美國的支援。
但美國卻不是無條件的。國民政府在12月7日遷到台北，12月15日，美國就召見了大特務鄭介民，讓他回台告訴蔣介石，把陳誠換成吳國楨擔任省主席，美國才會有援助。蔣介石二話不說，次日就把陳誠給換了，讓吳擔任「代理省主席」，條件是：代一個月看看，美援有來就變正式，沒來就休想成為省主席。
可吳國楨不高興了，去跟美國大使館告洋狀。美國一過問，蔣介石立馬宣佈吳國楨不僅擔任省主席，還兼保安司令，再兼政務委員。要一個給三個，一次給足美國面子，目的就是要利用他的形象爭取美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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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小小的島嶼，面對不斷增加的上百萬人口，那是什麼狀態？他們要住那裡？要食物那裡來？吃喝拉撒睡，飲水供應與健康，一切都是問題。更何況這些人都是戰場上歷經死亡幽谷的倖存者，他們如何安身立命，可是一個巨大的社會與心理工程。
更何況，此時台灣已如風雨飄搖中的一葉小舟。經濟蕭條、台幣狂貶、青年失業、農村凋敝、社會治安雖然遠比戰亂的大陸好一些，但如果不緊急整頓，台灣內部也有革命的暗潮，特別是二二八之後的讀書會及學生運動，正在與大陸的反內戰、反飢餓運動合流，要崩潰也是一夕間的事。
作為台灣省主席，陳誠一邊安頓驟然來臨的大遷徒人潮，使軍隊有去處，使公務員、知識份子有尋找工作的去處，但更危險的是台灣要治理好，才是長治久安之道。
為避免撤退帶來大混亂，陳誠對來台人員進行資格管制，同時撤退來台軍隊在港口一下船，立即解除武裝，武器全部上交，避免內亂。但更澈底的是在1949年5月20日，開始實施戒嚴令，禁止集會、結社、遊行、請願；限制言論、講學、出版、新聞自由；禁止罷市、罷工、罷課等。這一戒嚴令，隨著國民政府遷台，更澈底執行，直到1987年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解除黨禁報禁，才宣告結束。它破記錄的創下世界上實施最久的戒嚴令：38年，。
1949年，隨著大陸金圓券的失敗，台灣要籌募大量內戰軍費，也只能加大印製台幣，向民間徵購米、布、糖、鹽等，以支應戰爭的需要，台幣跟著通貨膨脹而加速貶值。到了1949年中，台幣已在崩潰邊緣。
用數字看更清楚。1946年，台灣發行的台幣有53億元。到1949年6月14日，幣制改革前夕，發行的台幣有5270億元；增加了一百倍，台幣的鈔票都發行到了一萬元的票面價值。而物價指數，1949年的物價是1945年的7000倍。不要說民間薪水無法支應，軍公教活不下去，尋常做生意的人，都不知道怎麼活？
經濟百業蕭條，社會失業無序，民眾無法生存，如果誰來呼號一聲革命，台灣的崩潰還會遠嗎？
為了避免共產黨革命之火的漫延，對陳誠來講，唯有兩件事最重大：第一，避免重蹈金圓券的覆轍，必須進行幣制改革，推動新台幣。第二，避免台灣重蹈大陸農民革命的覆轍，必須土地改革，才能安定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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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18日深夜，一艘海軍登陸艇滿載著奉命撤退到台灣的國軍，駛離舟山的橄欖碼頭，十一歲的少年桑品載，還不到當兵的年齡，個頭瘦瘦小小的，卻夾在一群大兵中間，悄悄航向台灣。
這已經是蔣介石撤退來台後，最後離開大陸的一支大部隊了。總計有七萬餘軍人，五萬餘青壯年。
桑品載的家在舟山島的「司前村」。幾萬待撤退的國軍先到舟山等候安排赴台，那時一個姓蕭的連長看上他家房子，暫住他家。桑品載的姐姐長得漂亮，是村子裡的美人，被蕭連長看上了，船要離開之前，那連長找了桑品載的媽媽，說要帶上姐姐一起去台灣。媽媽一聽，不僅沒反對，卻附帶一個條件，帶上十一歲的弟弟。那連長想都沒想就同意了。
媽媽連夜縫了小布袋子，把父親當漁民好不容易存下來的五十四個銀元藏在裡面，讓他綁在身上。臨走前，媽媽一再叮嚀姐姐「要照顧他弟弟」，也叮嚀他「到了台灣要聽姐姐的話，男兒志在四方啊」。說著媽媽就泣不成聲了。
 
走的那一天，他和姐姐跟著士兵，踏著月光，走到海邊，上了軍船。船上滿滿的兵，也有一些老百姓，女人也不少。可是在一個角落裡，卻用繩子綁了幾個壯漢。壯漢怒目四望，找了一個空檔，起身拉開繩子，衝向了甲板。這時看守的士兵大罵起來「媽哩格逼」，也衝向他們，一邊用槍托去暴打逃走的人；有人跑得快，身體一衝跳入海裡。那士兵不甘心，拿著槍往海裡掃射。那一群拼命游向岸邊的人，頓時冒出了鮮血，染紅了海面。可少數的倖存者還是拼了命的游。
桑品載知道他們是被抓兵的。大撤退的前幾天開始抓兵，有的是在路上抓，有的衝進去家裡抓。隔壁鄰居有一個親戚，去附近的村子裡娶親，抬著花轎回來的路上，碰上抓兵。四個抬轎的和新郎都被抓了，只剩下一個新娘坐在轎子裡哭啊哭的。如果有人敢反抗逃走，那槍兵就當場射殺。
船上的人愈來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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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海搬運黃金的23天之後，1948年12月22日，一艘船悄悄的從南京下關出發，航向台灣。
這是一次秘密行動。由蔣介石親自下令，讓海軍總司令桂永清派出來軍艦中鼎輪來載運。中鼎輪是一艘登陸艇改裝的運輸艦。前一天下午，在下關裝船的時候，幾個單位都派人來了，他們要親眼看著每一個箱子裝上船，再派自己單位的人親自押著箱子，到台灣去。
這些箱子的數量，總計是：故宮博物院320箱，箱裡有3409件文物；其中古物295箱，圖書18箱，文獻7箱。文物中最重要的是包括了去倫敦參加藝術展的80箱珍品。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則有220箱。
同時運送的，有中央圖書館的珍本書60箱，這次主要是以明朝以前的刻本、校本、手抄本為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有120箱，它擁有最珍貴的甲骨與金石古文物。此外還有外交部重要各國條約檔案60箱。
各單位都派出自己的押送人員，負起完全責任。故宮派了莊尚嚴、劉奉璋、申若俠，中央博物院派了譚旦冏、麥志誠，其它單位也都派了專人。
想不到的是，12月21日，箱子要裝上船的那一天，海軍人員聽說有船要開到台灣，竟帶著妻兒眷屬，一起先趕到了碼頭。這些眷屬的層級都不低，否則不會知道這麼機密的船要開，船上的工作人員不知如何阻止，就全部放任他們上了船。等到文物到了碼頭要上船的時候，人都已經上去了。他們各自尋覓地方，攤開被褥，席地而臥，屈身而眠，閉目養神，如入無人之境。整個甲板上，竟然已經無一處空隙。
前來巡視文物押送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上船一看，文物船竟變成了難民船，而軍隊紀律竟渙散如斯，整個人都氣白了臉，他以杖叩地，敲打了好幾下，連呼：胡鬧，胡鬧！他把史語所的押送同仁找來，問了幾句，就匆匆驅車離去。他直接把車子開到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的辦公室。
這時，教育部次長杭立武也打了電話給他的同學──海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周憲章，他們是留英同學，有一些交情。
桂永清知道事態嚴重，機密押送變成公開行程，文物船變逃難船，而且海軍眷屬竟然先逃，這說出去能聽嗎？更何況此事鬧不好會傳到蔣介石那裡去，事態嚴重，桂永清只好親自上船處理。他一個個去勸導，希望眷屬以國家文物為重，此船乃是特別指令，只運送文物，不得搭載無關人員。經過一番疏導，海軍眷屬才逐一離開。但他們恨得咬牙切齒，要他們自己好自為之，跟文物不相干的人一個都不許上船。結果本來有幾個押送文物的人竟也不能上船了。全船除了航行人員與押送人員及眷屬之外，就是文物。
這整個過程顯示出：隨著三大戰役的失敗，國民黨大勢已去，連海軍的高層都想先把眷屬送走，更何況其它人。從北方的戰場出來的難民，擠滿了南方。而稍稍有經濟能力的難民，正擠滿了碼頭，帶著金條，想購買一張船票而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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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30日，深夜的上海灘碼頭，靠近和平飯店旁邊的中國銀行大樓，今夜非常不尋常。早該熄燈全暗的大樓裡，今夜一樓竟然燈火通明。在尋常的日子，秋深的夜裡行人不多。但今夜的中國銀行旁邊竟有一群軍人，荷槍實彈，警戒森嚴，把守著銀行到港口邊的通道。
黑夜中，一艘海關總署的緝私艦緩緩駛向了中國銀行的碼頭。這一艘緝私艦名叫〈海星號〉，載重達3000噸，在緝私艦中噸位大的船。當它一靠岸，就有人指揮開出一條道，從中國銀行的裡面，出現一群挑夫，他們一個個挑著木頭包裝、看起來像是威士忌酒桶的重物，搬上了船。
海關總署的職員范元健幾十年後回憶說：「看到挑夫挑那麼重的東西，我們就猜想，裡面可能是用木頭封起來的金條。當我們很驚訝的看著，船長大聲說：不要問裡面是什麼東西。」
等到東西搬上船，立即下令開航。船在夜間靜靜航行，經過台灣海峽，在12月3日到達台灣基隆港。台灣銀行的職員劉明朝叫了一輛卡車已在碼頭等候多時。他載上這一批黃金木桶，立即駛向台北台灣銀行的金庫。此時已是4日凌晨。
200萬兩黃金，約佔當時中央銀行一半的黃金存量，就在這個夜晚悄悄轉移到了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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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到1949年，台灣作為中華民國的一省，參與中央憲政體制的建立，各種相關的史料與記錄都很少。在台灣歷史研究裡，這一段史實往往被有意的忽略了。
事實上，1945到1949這四年間，台灣正處於開始地方自治的階段。國民政府為提早實施地方自治，於1945年12月26日公布「臺灣省各級機關成立方案」，次第成立村里民大會、鄉鎮（縣轄市）民代表會、縣（市）參議會。1946年4月15日，由全省8縣9市參議會間接選舉出29位省參議員。同年5月1日在臺灣教育會館會址，正式成立臺灣省參議會，由黃朝琴、李萬居兩人分別擔任首屆正副議長。
1946年8月舉行國民參政員選舉。台灣選出八名參政員。這在當時是最高的參政議政機構。當選的八人包括林獻堂、杜聰明、林忠、陳逸松等。
1946年11月，蔣介石在南京召開「制憲國民大會」，會議期間有諸多爭議，包括各政黨的抵制與抗議。此次會議，台灣選出型的制憲國大代表：郭耀廷、顏欽賢、黃國書、林連宗、李萬居、林壁輝、張七郎、鄭品聰、高恭、連震東、謝娥、南志信等與會，參與了〈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定。
想不到1947年，台灣就發生二二八事件。而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一家父子三人就在事件中被槍殺。
 
除了地方民意代表，1947年11月21日至23日，舉辦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應選3045席實選2961席；台灣有吳三連、余登發、連震東、楊金虎、林忠等具代表性的臺籍菁英當選，共計19名。
1947年12月，第一屆中華民國監察委員選舉，應選223席實選180席，台灣由省參議員選出陳慶華、丘念臺、陳嵐峰、陳江山、李緞等五人。
1948年1月21日至23日，第1屆立法委員選舉，全中國應選773席實選759席，台灣選出劉明朝、羅萬俥、黃國書、蔡培火、郭天乙、謝娥、林慎、鄭品聰等八名。
1948年，陳逸松作為台灣唯一的考試院考試委員，去南京開會。此時台灣的全國性民意代表已經不少，包括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等，也有幾十個人，台灣銀行為他們在南京租下的一幢房子，空間不小，讓台灣代表一起住在這裡，派有專人服務。
可以說，這一段時間，正是台灣地方自治開始萌芽，台灣選舉政治中的地方派系、派系的恩恩怨怨、二二八事件的藉機整肅政敵等，都在此時埋下脈絡。而台灣的中央民意代表則在地方民意代表的選舉下，前赴南京，正式以台灣省民代表的身份，進入整個中國的政治體制運作，參與到中國大歷史之中。這是兩岸連結的歷史事實。
然而歷史並未給台灣留下時間。中國的內戰已經開始，在北方打得如火如荼。而台灣人民也捲入內戰的風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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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8月24日開始，金門不僅繼續炮擊，幾萬顆炮彈把金門打得毫無還擊之力，更以魚雷快艇攻擊台灣過來的運輸艦，金門與週邊島嶼補給中斷，糧食與彈藥缺乏，要堅持下去非常困難。所幸美國調的艦隊陸續抵達。
9月7 日，美國軍艦護航的運輸大隊終於抵達金門海域，美軍艦隊在兩側，台灣運輸艦隊在中間。共軍在前線指揮的葉飛頭大了，他請示毛澤東：「打是不打？」 「 照打不誤」毛答。
葉再追問：「美艦一起打？」毛答：「打蔣艦，不打美艦。」
「那如果美艦對我們開火，要不要還擊？」葉問。
「沒有命令，不准還擊。」毛答。葉飛以為自己聽錯了，再問一次，答案相同。
毛還交待等艦隊到料羅灣港口再打。運輸船一到料羅灣，毛澤東就下令開火。沒想到，此時美軍艦隊竟不顧國軍艦隊，船一開，就往台灣的方向跑了。國軍正在港口下補給，來不及跑，損失了三艘軍艦，損傷數艘補給艦。
 
美軍艦隊的落跑行為，讓葉飛在望遠鏡中都看傻了眼。他向毛澤東報告，毛也大吃一驚，原本以為會引來大戰，所以小心翼翼，卻不料雙方都在玩「政治訛詐」。
 
9月7 日這一場交鋒，讓蔣介石、毛澤東、美國都清楚了彼此的底限。美國的防禦條約，就是以冷戰圍堵防線為準，只到台灣澎湖，至於金門馬祖，是蔣介石要的，美國至多協助補給，連防守都說不上。
自此，美軍協助國軍，但只幫忙護送補給艦隊到金門外海，靠料羅灣那邊，國軍自己進去，風險自負。而中共也只選擇性的打國軍。
形勢至此很清楚，蔣介石要用金馬拖美國下水，美國不要金馬只保台澎，中共要金馬但不要美國來插手。這三方的糾纏矛盾中，為了避免被拉下水，美國想要解套了。
9月30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一場記者會中表示：「如台灣海峽獲得相當可靠的停火，國軍繼續駐紮在金門馬祖就是不明智的。」所以美國希望蔣介石從金馬撤軍，放棄金馬。蔣介石次日就毫不猶豫的回敬道：「我們毫無接受的義務」。而中共則回應說：「雙方並未開火，何來停火？」
 
至此，金門戰役變成一場政治角力了。毛澤東發動戰爭，是為了拿下金門，可一旦拿下，就中了美國的計；但不拿下，那發動戰爭所為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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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21日，蔣介石任命的第一位文人國防部長俞大維聽說有一師海軍陸戰隊的官兵要增援馬祖，他急得趕赴基隆海軍碼頭，果然有一師待命上船。他把負責的副參謀總長羅列找來問道：「金門現在非常危急，為什麼不增援金門，而增援馬祖？」
 羅列無奈的說：「這不是我的決定。」
 他再去問參謀總長王叔銘，答案竟是：「我怎麼有權做這個決定？」很顯然，這是最高層的決定。俞大維雖然文人性格濃厚，也不敢公然違抗蔣介石的命令，他想了一個兩全的辦法：叫陸戰隊官兵照計劃出海，但在基隆外海繞一圈後，即轉往金門。他負全責。
 事實上這是一個大膽的決定。依照俞大維得到的情報，共軍不斷向福建集結，陸海空三軍的兵力，已遠達超出尋常。8月8日起，共軍的殲擊機成群在馬祖上空飛行，做出要解放馬祖的架勢。國軍的空軍也出動去攔截，雙方在馬祖上空交火，都號稱凱旋而歸。此時蔣介石派出海空軍向馬祖進軍，也是理所必然。
  然而俞大維卻從金門前線觀察共軍大部隊的移動與炮火的佈署，判斷出共軍的主要目標是金門，馬祖只是聲東擊西的戰術攻擊。他決定把主要兵力佈署到金門。這是一場睹局。
 
8 月23日下午。毛澤東召集將領，進行最後會議，決定依計劃發動炮擊。將領把毛的決定傳達到福建最前線，下午5時30分，金門炮擊開始了。幾萬發炮彈像雨一樣，落向金門。
 
 這時台灣的國防部長俞大維正在金門。他是在前一天的半夜抵達金門，隔天一早，在金門防衛司令部所在的翠谷餐廳用早餐。他認為翠谷是一條狹長的谷地，不利防衛，因此開始遷移司令部。早餐後他去了大膽、二膽和小金門，下午五點回到金門本島。他向官兵說一些打氣的話之後，準備去參加司令官胡璉設在翠谷水上餐廳的晚宴。胡璉對他說：「今天晚上有美軍顧問離開金門，我們準備晚宴歡送，有部長參加會更熱烈。」
 文人性格的俞大維想了想說：「如果我參加，美軍顧問反而拘謹，大家都不能開懷喝酒，我還是不參加的好。」
 胡璉還力邀，卻說不過他，只好作罷，他回過頭要返回水上餐廳，俞大維不知道想起什麼事，突然叫住他說：「等一下，伯玉，我還有事。」
話聲剛落，翠谷方向突然有一陣一陣的白色煙柱炸開了。
「那是我們處理廢彈嗎？」俞大維訝異的問胡璉。
「不是啊！」胡璉心裡也感到納悶。
在還來不及回答的瞬間，巨量的炮彈像大雨一般，狂暴的落下了。
第一群炮彈有三千多發，全部落在翠谷附近，這顯示中共對金門防衛司令部的地形有充份掌握，目標明確。
在水上餐廳用餐的人，大多數在炮彈落下的剎那，第一時間就地掩蔽到桌子底下，而沒有經驗的人反而向外衝出去，卻正好迎上落下的炮彈，死傷慘重。空軍副司令官章傑、海軍副司令官趙家驤、另一副司令官吉星文皆中彈身亡。美軍死亡兩個。總計在四小時不到的時間裡，共軍對金門炮擊了五萬七千餘發炸彈。而國軍則因通訊中斷，無法指揮攻擊，只能由部份官兵自行發炮還擊，擊發了三千六百多發，雙方不成比例。金門官兵的傷亡，達到四百多人。
直到9點10分左右，共軍的炮彈終於停止。但更重要的是，共軍會不會隨之發動登陸作戰。愈大維判斷，如果共軍要登陸，一定會先發動「攻擊準備射擊」，以強大火力壓制第一灘頭。但顯然沒有。他更擔心，明天以後，炮擊還會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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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了解更多的故事，請看楊渡著《有溫度的台灣史》

全台灣各地的暴動已成遼原之勢，失去了控制。
基隆靠近台北，很快發生衝突，民眾想攻佔基隆要塞，佔領碼頭。要塞司令部下令開槍還擊，無情射殺，群眾死傷不少。
新竹則攻佔了警察局、市政府，甚至自行改選市長。縣長朱文伯的家中被搜出現金三百萬。
台中市因有日據時期台共領袖謝雪紅的領導，她在蘇聯受過軍事訓練，指揮群眾迅速攻佔七五供應站、飛機場倉庫、軍用被服廠等，市政府也很快攻陷。整個台中由其控制，她發揮組織長才，將青年與受過訓練的舊日本兵納入統籌，並將外省人集中，以便保護其人身安全。由於擁有武器，她組成「二七部隊」，建立指揮系統，並派人至嘉義連絡，準備去支援攻打嘉義水上機場。
嘉義由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部主任陳復志領導，組成隊伍；同時原農民運動領袖簡吉、張志忠、陳纂地等人，也組成「嘉南縱隊」，攻打飛機場和軍械庫，以進行武裝。阿里山的原住民也衝下山來，憑著他們的勇武善戰，參與反抗軍，幫助攻打機場，維護社會秩序。
台南、屏東情形比較混亂，民眾攻打之後，迅速由地方士紳組成處理委員會，以避免混亂的擴大，演變成無政府狀態的搶劫。高雄則以攻打高雄要塞司令部為主，雙方激戰，由於要塞擁有強大武力，群眾死傷慘重。
二二八事件不是有計劃有組織的行動，而無組織群眾竟能在最短時間內攻佔各個政府機關、軍事基地、機場公路等，其戰鬥力未免也太強了。此中有無內幕？
內幕在於：政府部門中有九十％台籍警察，以及部份低層的公務員，他們平日即看不慣貪污腐敗的統治，更因身為台灣人受到歧視性待遇，薪水比外省警察低、地位差，還常常被罵日本奴才，心中早有不滿，事變一發生，他們轉作內應，內外夾攻，把警察局的武器都搬出來供群眾使用。
也因為無組織，無計劃，各地狀況混亂，北中南消息不通，各地情況不一，武力強弱不明，無法即時互相支援。
…… （中略）
三月八日，國軍二十一師抵達基隆，當晚，陳儀態度丕變，他立即宣佈戒嚴，開始全台的鎮壓搜捕。國軍從北向南，以「掃蕩民變土匪」的戰略，凡遇抵抗，或者民眾有抗議，一路以機槍掃射鎮壓，造成許多無辜民眾的傷亡，而憲警則隨後進行搜捕。
由於在戰亂鎮壓的時局下，沒有公開的法律審判，更沒有所謂證據判刑的程序，所有嫌疑人不分青紅皂白，迅速被槍決。許多無辜者就這樣，莫名其妙的死在刑場，甚至是市街的公開槍決。最悲慘的例子，莫過於嘉義畫家陳澄波，他平時很少參與政治，卻不知道為什麼被帶走槍決；而台南議長湯德彰不願意出賣他人，甚至槍決後被暴屍在公園三天，作為示眾。
悲劇的關鍵，是台灣人內部矛盾，爭權奪利，甚至去告密揭發，趁亂夾怨誣陷，致人於死地。一些日本時代的御用紳士，他們一直是機會主義者，正好利用這個時機，投身成為國民黨特務機構的爪牙，將一些地方上的領袖密告出去，結果，原本只是想出來平息事變，為維持地方秩序而領導處理委員會的地方領袖，就這樣被逮捕，甚至被槍決了。如果不是這些台籍人士的相互出賣，從大陸來的鎮壓部隊人生地不熟，怎麼知道要抓誰槍決誰呢？
台南的湯德彰、黃媽典即是如此。而台北的陳炘，即傳聞因他擔任華南銀行的董事、握有大量股權有關，有人想藉此除去他，佔有他的股權。這種台灣人之間的出賣，是更致命的要害。
陳逸松、吳濁流、吳新榮的書中都曾寫到，這是二二八事件中，最不堪的人性醜陋面。然而無論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變局下的人性確乎就是如此。光榮的犧牲，投機的變節，理想的堅持，醜惡的出賣，總是並存。台灣人沒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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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27日黃昏七點左右，賣菸的婦人林江邁像往常一樣，用一個木夾板做的香菸攤子，上面擺著各式洋菸私菸，靠在圍牆邊。
這是台北市太平町一帶，最早開發的繁華地段，有許多布料、服裝、雜貨和酒家，入夜以後，繁華無比。許多車輛出入酒家，喝了酒的人要出來買香菸，就找這些小攤販。酒家門口的一些保鑣也常光顧，因此生意還不錯。
林江邁是一個寡婦，本名江邁，生於1907年，是一個貧苦人家的女兒。嫁給了龜山的旺族林枝的第二個兒子林客清。林家在龜山一帶的山坡，擁有大片土地，自己種茶。但林枝並不以此為滿足，還向週邊的農民收購茶葉，在台北重慶北路一帶擁有一間茶行，作茶葉的進出口生意。日據時代，林枝還曾多次出國，赴東南亞各國推銷茶葉。
林江邁過著雖然勞苦，但是平安的農家生活。她一共生了五個孩子，前四個都是兒子。長子不到一歲就早夭，後來又生下三個兒子。當她懷著第五個孩子的時候，丈夫林客清突然得到急症，驟然去逝，留下三個孩子，和一個遺腹子──林明珠。
她的公公林枝憐惜她年輕守寡，特別關照。但此舉卻引起妯娌間的閒言閒語。這本是大家族難免的矛盾。但林江邁生性剛烈，不願忍受，就到台北重慶北路的家族茶行去，照料生意，煮飯打掃。
日據後期，受到戰爭影響，東南亞海運無法暢通，外銷茶葉生意清淡。光復後，更因台灣經濟蕭條，失業人口增加，社會動蕩，茶葉行終至於關了門。
天性倔強的林江邁不願意回到鄉下，過著被人說東道西的生活，於是像所有戰後的失業大軍一樣，在街頭賣起香菸。
日本時代香菸本來就是專賣，台灣民眾不敢違反法律，沒有私賣的。但光復後由於失業、貧困、加上制度鬆弛，一些來往兩岸的軍人、商人走私香菸進口，路上逐漸有人出來賣起私菸。本來行政長官公署的制度沿襲日本，也是專賣，但專賣局的人舞弊營私，把好的菸草偷偷賣給民間做私菸的，賺了高價，再把質料很差的菸草，才拿來做政府的專賣菸，那品質爛到根本沒人想抽。私菸因此更加盛行。街頭也就充滿了賣私菸的失學兒童、失業工人、貧困婦人等，整個賣菸隊伍，就是一個失業大軍的眾生相。
為了挽回生意，專賣局於是成立查緝私菸的警察，名為「菸警」。他們一旦出現，就沒收香菸、現金和賣菸的攤子。為了有效查緝，他們甚至開車急速穿行於街道。
2月27日這個黃昏，林江邁站在路邊，沒發現六個菸警突然從路口衝了出來。別的菸販子眼明手快，轉身夾起香菸板子，四下逃散，她卻手拙腳慢，沒有跑掉，菸攤子被一個名叫傅學通的菸警拿走，擺在旁邊的錢也被沒收了。林江邁想到自己沒了生計，當場跪了下來，拉著傅學通的手，也緊緊抓住自己的攤子，哀求菸警放過她。她的女兒林明珠才十歲，也在一旁哭求。然而菸警根本不理，抓起攤子，用手槍的槍托朝她臉打了下去，想讓她放手。不料，這一下打在她的臉上，當場血就噴了出來。她滿臉鮮血，哭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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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知識份子，對祖國的來臨與建設新台灣，充滿期待。對三民主義，學生懷著這麼高的熱情。這些綱領，只是表現出學生、青年對未來的夢想。
對台灣的未來，學生更是充滿熱忱。潘淵靜在受訪中說道：
「那一年整個台大，只有八十五個台灣學生，裡面八十個都是醫學部的。光復以後，我立刻領頭，鼓動了十個人，從醫學系轉到別的系。因為我覺得，台灣人被日本統治，只知道做醫生。可是現在我們回到祖國了，我們要好好建設台灣。要建設台灣，非得要有各種各樣的專業人才不可。
我自己轉到土木系。台大土木系從來沒有台灣人，我是第一個台灣學生，也是第一名畢業。
光復節是十月二十五日，前一天陳儀坐飛機到台北松山機場。從機場到市區，滿滿都是人，大家都排隊去歡迎他。台大學生還是排在最前面的。
廟裡面七爺八爺都出來遊街、放鞭炮，興高采烈的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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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和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　《台灣新報》
 
〈安藤總督談時局的劇變及今後的本島
全民團結一致　誠實熱心開拓新命運〉
 
處在一個新環境下的台灣島該如何自處呢？特別是本島的歸屬、內台人的歸屬、當下對策等各問題，是現在全島人民最關心的課題。因此，安藤總督最近趁著本島有力者來訪的時機，披露出時局的急變及今後本島的問題，以下為總督談話的概要。當中，特別以居民的輕舉妄動為戒，明確說出獨立運動或是自治運動等是絕對不可行的。
現在列舉幾項重要的條項：
第一，要維持治安，這要憑藉本島有力者的強力援助。
第二，除了確保食糧的增產，島上的安寧秩序還是最重要的。
第三，要盡量的幫助出征本島人士的歸寧，救濟傷兵或因爆擊受傷的人。
第四，尊重留在本島內地人的意見，也就是要做為一個能尊重民意的民主主義國家。
第五，在允許的情況下，國民義勇隊能持續存在。
第六，為了不讓這些被徵召的兵役們引起混亂，逐次讓他們歸鄉。
第七，在本島兵力的內地歸鄉上需要很長的時間。這段時間要極力減少本島的負擔。
 
 
　在中國政府還未來接收前的時刻，誰來管理台灣？
 日本殖民政府有民怨，民間充滿報復的情緒，但終究它是台灣五十年的政權，還是有足夠威信，也是當時維持台灣治安的唯一力量。台灣總督安藤的談話，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也表明了殖民政府的態度。其中有關「特別以居民的輕舉妄動為戒，明確說出獨立運動或是自治運動等是絕對不可行的」，也顯現出總督府顯然了解到日本少壯軍人有意於台獨的問題。
這段談話，也側面的反映出當時各種尖銳的社會問題。如：治安的混亂，糧食生產可能出問題，出征的台灣兵歸來的問題，留在台灣的日本「內地人」的處置，國民義勇隊，以及日本人返鄉的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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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八月，當原子彈投入廣島的時候，台灣民眾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人們只看見短短的幾行消息。
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夕，《台灣新報》在8月8日有一則新聞登在重要的版面上。
「敵人以暴虐無道的手段，轟炸中小城市，造成平民、婦人，甚至孩童的大量死亡……這是非人間的殺人行為」。報紙公佈的死亡統計，有964名，其中男性440人，女性524人，而十二歲以下孩童有234人。」
 
這是廣島原子彈轟炸的報導。
 
對八月六日廣島原子彈轟炸，日本政府的震驚恐怕大過於認知。八月八日的新聞，終於刊登「敵人以暴虐無道的手段，轟炸中小城市，造成平民、婦人，甚至孩童的大量死亡」。這是「非人間的殺人行為，文化破壞的行為」。當時報紙公佈的死亡統計，有九百六十四名，男性四百四十名，女性五百二十四名。其中，十二歲以下的孩童有二百三十四名。
然而就在宣佈的隔天，美軍對長崎的轟炸又來臨了。這是最後的致命的一擊。對講實力的日本軍政府來說，這是一個力量強弱對比的重要關鍵。他們知道這種「新型炸彈」，是日本遠遠比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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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這一年春天，謝雪紅和楊克煌一家人在台中頭汴坑鄉下，靠種龍眼、香蕉維生，躲避大轟炸。一九三一年入獄前，謝雪紅和楊克煌戀愛，私下曾有過婚約。但日本政府的肅共大逮捕使他們雙雙入獄。不僅是他們，幾乎所有農民運動、文化運動的領導者都入獄了。楊克煌關了三年出獄後，因生活與家庭的需要，和黃綉雀結婚，生了三個孩子。謝雪紅出獄後，楊克煌仍回頭與謝雪紅在一起。雖然未結婚，但一起開店做事，形同夫妻。
此時楊克煌把黃綉雀和三個孩子接來一起住，是為了照顧他們的生活，以免遭到轟炸的戰火。然而日子過得非常辛苦，龍眼和香蕉的收入無法維生。一九四五年六月，剛好簡易保險局在頭汴坑開辦事處，他去應徵職員，終於有了每月三十元的薪水。三十元只夠買幾斤黑市的米，但有總比沒有好。
這一年春天，他們看見一架美軍飛機很難得的被打了下來（一般命中率很低），機上跳傘逃難的飛行員跑到台中頭汴坑一帶的山裡。日本軍警出動數千人大舉搜查，一無所獲。但頭汴坑的老百姓都知道這個飛行員的行蹤。他曾去一戶農民家裡比手畫腳，討了年糕，又向另一戶要了食物。當地的保正、甲長、壯丁都被動員了，卻不去協助。十多天之後，這個飛行員才因為煮東西冒煙，被日警用望遠鏡看見，終於抓獲。
然而，美軍飛機也來散發傳單，上面寫了開羅宣言的消息，人們不認識邱吉爾、羅斯福是誰，卻知道日本一戰敗，台灣就要歸還中國了。而且飛機撤下的紙張，質地竟比一般畫報都好，日本的敗亡只是時間長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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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逸松的作家好友，台南醫生吳新榮在那一天中午打開收音機，要聽天皇廣播，發現它沒電，就作罷了。晚上，他的好朋友跑來找他，慌慌張張的告訴他天皇播放的內容。他嚇了一大跳。但也不敢真的相信。長久的壓制，讓他保持警惕。他一直是一個小心謹慎的人，年輕時候坐過的牢，讓他學會不要相信統治者。
次日上午，吳新榮照常去診所出診後，才約了幾個朋友，來到郊外，把衣服都脫了，跳到溪水中，他們要「洗落十年來的戰塵，及五十年來的苦汗」。
上岸後，在空曠的天地間，在無外人的海邊，吳新榮放心對著大海高喊：「今日起，要開始我們的新生命啦！」
第二天清早，他到一個防空壕裡拿出一面祖先的神位，把日本強制擺放的「神棚」移開，齋戒沐浴後，焚香向祖先在天之靈祭拜說：日本已經投降，祖國得到最後的勝利，台灣將要光復！
雖然如此，吳新榮並不放心，台灣民眾在街道上張燈結彩，但內心還有隱憂。因為日本還有近十七萬軍人，加上日本居民，合計有五十幾萬。他們是要去要留，還未決定；如果留下，會不會發生變數？他們會不會大開殺戒？未來中國將如何接收？國際局勢會如何演變？這誰也不敢說啊！
吳新榮為了探聽消息，特地應一個日本朋友的邀約，去他的家裡探望。在日本戰敗的氣氛裡，這也是一種友善的表示。那日本朋友姓平柳，主管特務工作，因為長期監視吳新榮而有交集。他把吳新榮請到了他的防空壕裡。
在戰爭後期，美軍時常轟炸的時代，許多台灣人都躲到鄉下疏散，日本特務無法疏散，做一個大防空壕並不意外。只是吳新榮沒想到這個防空壕點著燈，不僅燈光明亮，還備有美酒和下酒菜。
「日本到底戰敗了，從今天開始，我們變成戰敗國民。」平柳喪氣的說。
「但台灣人也不是贏了，怎能說是勝利國民呢？因為我們一向是順從的，在這連戰連敗的中間，也未曾和你們抵抗過。」
事實上，到了戰爭後期，軍國主義橫行，所有反抗都已被壓制，連用收音機聽大陸的廣播都可以入罪坐牢，台中中央書局的莊垂勝就是因此坐了一年的牢，嚴厲至此，誰敢反抗呢？
「是，是，這我們也知道，所以未曾放行那個最後處置。」平柳說。
「什麼最後處置？」
「這也是過去的問題了，所以我也願意說給你聽。最後的處置是日本軍部的政策，於各街庄（鎮、鄉）將廟宇改成一個臨時的收容所，至最後階段，將所有的指導份子監禁起來。」
「什麼是指導份子？」
「像街庄長、大地主、地方有力者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黑名單人物。」
「這地方的黑名單人物是誰？」
「第一名是吳三連，第二名是莊真（莊垂勝），第三名就是你了。但是這份黑名單昨日已經燒掉了。」
「可是這怎麼要燒掉呢？這不是國民政府的功臣榜？」雖然這樣輕鬆的說著，吳新榮嚇出一身冷汗。
他曾聽台北的朋友說，日本特務手上有一份黑名單，若美軍攻台，就要把他們統統抓起來殺了，以避免和美軍裡應外合。幸好最後沒有發生，否則自己會命喪何處都不知道，更可怕的是，這簡直是台灣精英的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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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六年級的那一年，林文月在上海就讀日僑小學。8月15日那一天中午，學校召集老師和學生，要一起聽「天皇玉音放送」。「玉音放送是重大的事，學校召集師生在禮堂裡，一片肅穆，安靜的聽著。天皇一個字一個字說出來的「無條件投降」的聲音，像一面大鼓，擊打著師生的心。剛開始，大家眼神茫然悲哀的相望，隨後，一聲低低的啜泣，像傳染一般，感染了每一個人。整個禮堂裡，充滿哭泣的聲音，久久無法平息。
林文月回到家中，發現並無異樣。家人慶幸著，戰爭終於結束了，台灣結束殖民地的統治。過了兩天，家人告訴她，我們現在屬於戰勝國的一方，不再是殖民地二等公民。新的時代來臨了。
然而過了幾天，上海的街道起了變化，日本人要遣送回國，但作為戰勝國的子民，台灣人沒有人管。街道上開始抓「漢奸」。舉凡穿著日式和服、或者與日本有往來的人，被視為漢奸，在路上會被抓、被打。經過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台灣人的生活基本已經日本化，一下子要改變也很難。何況他們住在租借區，非常危險。她的母親是連雅堂的長女，連雅堂是寫《台灣通史》的文化人，他們並無政治的依靠。不得已，全家趕緊搬回台灣。那一年秋天，她回到台北開始上小學，學習中文。
林文月是一個典型。
對台灣人來說，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不是像香港，有一個租借的時限，而是無限期被割讓出去的。沒有人知道是五十年還是一百年，永久被割讓出去了。五十年後依照〈開羅宣言〉而來的「重回祖國懷抱」，竟像一場夢。人們起初都不敢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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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赫若熱愛聲樂，在學校擔任教師的那幾年，在一位日本老師的推薦下，每年都到日本學習聲樂。1940年，他終於教完師範學校所規定的六年義務教職，就毫不遲疑的辭去工作，獨自一人遠赴日本學習聲樂。在下八圭祐聲樂研究所研習，並受到著名女聲樂家長板好子教授的個人指導，先後在日本「歐文社」、「東京室塚劇團」等地工作，並隨團在東京「日比谷劇場」、「日本劇場」、「東寶劇場」演出，生活十分忙碌，也十分辛苦。
由於聲樂的天賦，他進入「東京寶塚劇團」擔任合唱團的合唱，也在演劇部學習歌舞劇，在東京各地參加演出，以此賺取微薄的收入。但收入顯然很不穩定。他在東京得養活自己之外，還有妻子和四個孩子，一家六口，負擔相當沉重。再加上他是一個藝術性格濃厚的人，為了學習，喜歡逛書店，只要口袋有錢，買文學、戲劇、藝術的書從來不加考慮，以致於家中常常缺錢買米。他只能拿西裝、皮箱去典當，等薪水或接濟的錢寄到了再去贖回。
然而他對自己的寫作要求卻非常嚴格，每天在日記裡，會寫下最近寫了什麼，是否認真，小說進度如何。1942年，他眼見日本生活愈來愈困難，美軍的轟炸也逼近，遂決定回到台灣。
1942年5月10日，他終於看見久違的故鄉，日記裡寫著：
「五點半起床，海上蔚藍晴朗，果然有南方的感覺，璀燦明亮。整理行李以備上岸。但服務生說『航海是絕對保密的，時間不能公佈，今天能否上陸完全不知道。』近午時分看得到島嶼，是琉球？中午通過彭佳嶼竹東邊。
開始看見台灣島了才放下心來。孩子們已是精神抖摟，四點半上岸。在火車站拍電報，寄大件行李箱。四點半出發往台北。投宿蓬萊旅館，晚上張文環、王井泉、陳夏雨、李石樵等人來訪。一起散步，在王的家裡談到十一點半。天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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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馳故鄉，心嚮田園，回鄉下之後，要定心從事文學！除了獻身文學之外，就別無他途了吧！要大量地讀、不斷地寫！
昨晚聆聽一夜雨聲。早上陰天，傍晚轉晴。上午在家讀戲劇《市街的風景》並繼續寫〈聘金〉，寫了約六張。叔叔寄來電報和一百圓的電匯，為這溫暖的骨肉親情感激涕零。午睡，去配給所領加配的米。」
這是1942年4月29日，作家呂赫若寫於東京的日記。就在11天前，東京遭遇空襲，美軍轟炸東京市區，高射炮的碎片落在他家隔壁屋頂上。次日一樣空襲。東京生活已非常困難，食物靠配給。他家有三個孩子，食物根本不夠，只得去警察局請求增加配給，不然孩子無法忍受飢餓。他在等待台灣家裡寄錢來，好讓他買船票回鄉。他要回到家鄉，開始寫作的志業。
 
早在1935年，22歲的呂赫若就以處女作小說〈牛車〉發表於日本《文學評論》而受到文壇的重視。這一年他還創作兩篇小說，發表在《台灣文藝》上。次年〈牛車〉與楊逵的〈新聞配達伕〉、楊華的〈薄命〉，被選入胡風所主編的《朝鮮台灣短篇集──山靈》一書中。這是第一次有台灣作家被介紹到大陸，在上海出版。當時他從師範學校畢業不久，在南投鄉下當小學教員，餘暇專心寫作，卻已創作出讓台灣文壇目光為之一亮的作品。
〈牛車〉的寫實筆法非常細膩，場景的描寫、人物的刻劃、對台灣社會分析的精準，連日本文壇也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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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叔公的命運，幾乎就是日據時代台灣人命運的縮影。
 
三叔公日本語流利，反應靈敏，二次大戰後期，因為有語言天份，被調去大陸戰場，擔任法院通譯。
起初在廈門，後來轉上海。據說他也能講上海話。戰爭結束時，上海到處抓日本人報復，群眾自發的組織起來，在街道上逮捕毆打「日本人及其走狗」。我三叔公改變身份逃躲，講帶有外地腔的上海話，找機會回台灣。
戰敗的日本人還可以在國民政府所謂「以德報怨」的政策下，被遣送回日本，台灣人卻無人聞問，只能靠自己想辦法買船票回家。但日本人一戰敗，日本錢無用了，要如何買船票？所以只能到處找同鄉關係，託人借錢買票，以後再想辦法還。
三叔公在上海到處找門路，不料有一天，他在街道上碰到了盤查日本人的群眾。當時上海有來自中國各地的人，光靠上海口音還不足以分辨是不是中國人或「日本人及其走狗」，所以他們要求被盤查的人，要當場脫下外褲，檢查內褲。如果內褲穿的是中式的大開檔內褲，那是中國人無誤，如果穿的是日本式的「褌」（兜襠布），那就當場逮捕。我三叔公根本沒想到這一著，還未改日本習慣，穿著「禈」，他知道褲子一脫，必然穿幫，而這一被逮捕，在亂世時代，他很可能被活活打死。
當時防人逃跑都是抓緊褲頭，或者衣領，我三叔公情急之下，當機立斷，趁著脫下外套的剎那，金蟬脫殼，直接把外衣脫了，只穿著長褲內衣往前直衝，趁亂逃走。
戰爭結束六個多月後，三叔公才回到台灣。他回來的那一天，是初春寒夜，我祖母緊裹棉被睡覺，卻恍惚聽到有人拍打柴門，用沙啞的聲音在叫著：「阿嫂，阿嫂啊，開門啦，開門啦。」
祖母嚇得半死，叫醒了祖父，披衣起床，開門一看，並無人影。他嚇得正想關上門，不料只聽得一個微弱的聲音說：「阿兄，我在這裡……」
聲音是從地上傳來的。祖父低頭一看，三叔公赫然無力的躺在地上，頭靠著門檻，氣息低微如鬼。
他終於回到家了，衣服襤褸，瘦弱不堪，只剩下一絲遊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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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了解更多的故事，請看楊渡著《水田裡的媽媽》

1942年六月，中途島戰役，日本大敗，喪失了四艘航空母艦和一艘巡洋艦，折損戰機285架，日本海軍戰力消耗大半。為了快速恢復戰力，日本海軍決定把原來由民間會社製造供應的飛機，改由海軍籌劃一個大型的飛機製造廠，地點設在神奈川縣的高座。（飛機由海軍製造，是由於當時還未成立空軍，空軍仍屬於海軍下的部門）。
當時日本青年大多被徵召赴戰場，技術青年勞工則多數被派往中國、東南亞太平洋等佔領區，最後只能動員年齡層更低的少年，但日本少年還遠遠不夠，就只能動員到台灣少年的頭上來。
計劃預計在台灣募集二萬五千至三萬少年工。他們並不公開宣佈，而是由幾個州政府直接與公學校連繫，在校園募集。提供的條件是到日本半工半讀，有公費可領，且修業完成後可取得中學、專科或同等學歷的畢業資格。「到日本造飛機」一時成為校園少年間互相傳說的好事。從1943到1944的兩年間，共募集了8419名「台灣少年工」，年齡從十三歲到十八歲。
到了日本，這些少年本以為是優渥待遇的各種條件消失了。由於飛機大廠仍在籌備階段，三個月的培訓結束後，除了留守本廠的四千多人外，其餘四千多人被派到各地鐵工廠、飛機廠、機械廠做實務操作訓練，再加以日本寒冷的天氣，讓這些少年工吃盡苦頭。
1944年4月1日，高座海軍工廠正式開廠營運，這八千多名台灣少年投入生產。而生產的飛機正是崛越二郎（他就是宮崎駿電影《風起》故事的主角）所研發設計的新式攔截戰機〈雷電〉。這一型戰機是為了攔截美國B-29長程轟炸機而設計的。它可以在9分45秒升空到8000公尺，時速可達650公里，裝載四門火炮。然而，日軍終究不敵美軍的強大軍力，以及最後的原子彈。
然而也因為它是戰機製造工廠，美軍對日轟炸時。它是重要目標，不少少年工就死於轟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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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一天上午，郭雨新急急忙忙走進陳逸松的事務所，手上拿著一張召集令，說：「這下可糟了，我被調去當軍伕，幾天內就要入營了。」
陳逸松心中跳了一下，心想，我是市會議員，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生，還是一個辯護士（律師），應該不會調到我吧。但他心裡還是為郭雨新難過。郭雨新是宜蘭人，台北帝國大學農林專門部畢業，在林本源家族的株式會社工作，是非常活躍的青年知識份子。而且他剛剛結婚，有了老婆孩子，媽媽又年紀大了，一定很害怕難過。可這樣的知識份子，怎麼可能被徵調當軍伕呢？
 
（註：郭雨新，被稱為「黨外的祖師爺」。陳菊即他培養出來的。）
 
日本軍部調軍伕是很嚴肅的事，誰也不敢過問。但陳逸松心想，自己是議員，出面為自己選民問一問，總是合理的。於是他去市役所（市政府）問道：「郭雨新是林本源的家長（家族工作的負責人），你們怎麼可以調他去當軍伕呢？」
當時人諷刺日本軍隊裡的階級排序是：「軍人─軍犬─軍馬─軍屬─軍伕」。亦即，軍犬、軍馬是作戰用，比軍屬還重要。而軍伕，連這些動物都不如。派一個台灣家族大企業的總經理去當軍伕，這是什麼道理？
可是市役所的人回道：「這是軍部的事，和市役所沒有關係，我們只是奉命行事。」
陳逸松倖倖然回到事務所，才發現自己的徵兵召集令竟然也來了，三天內就得出發。他一打聽，赫然發現大稻埕和永樂町的大商店和布店老板大都被徵調。連林本源家族的林柏壽、林熊祥、顏德修也在徵召之列。
全台灣被徵召為軍伕的知名人士，還有：知名律師李瑞漢、吳鴻麒，知名醫師邱德金、施江南、翁瑞春、陳增全，知名企業家張鴻圖、姜鼎元、陳金萬、黃逢春，知名青年知識份子林佛樹等。
 
郭雨新的媽媽本來哭得非常傷心，後來聽說陳逸松也要去，就說：「跟陳先生一起去，我就比較放心了。」
他被徵召的事一傳出，就有許多人送來布條旗幟，上面寫著：「祝陳逸松君出征萬歲」。農民組合的重要幹部許月里的祝賀旗子也送來了。整個法律事務所前面，擺滿了旗幟，迎風飄揚。
出發當天，一個在新竹州擔任警務部長的日本朋友送來一把價值昂貴的長刀，說：「為皇國奉獻。」，他把刀佩在腰間，準備出發。在軍部的強勢壓力下，他作出雄糾糾氣昂昂的樣子，但心中卻是他媽媽不停哭泣的面容，此去何處都不知道，恐怕有去難回。
台北市大稻埕的商人在那時間一起出發。整條街道上旗海飄揚，寫滿「祝賀某某出征萬歲」的標語，場面極是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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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醫生、作家賴和在1941年被檢束（拘禁）於彰化看守所的時候，隔著一道牆壁，關進來一個年輕的女孩子，看起來年輕漂亮，他在日記中寫下：「又拘至一女孩子，酷似陳滿盈氏女，亦是高等檢束」。
 陳滿盈即是日據時期的新文學作家陳虛谷，也是彰化和美人，和賴和是好朋友。而「高等檢束」，指的是因思想而被拘禁。賴和如此，這個女孩子也是這樣。五天後，賴和在日記裡寫著：「開監，有一高女生丁韻仙，似是鹿港人，丁瑞圖氏之族人，亦因高等之取調，而被留置，殊不知因為什麼事件，在學中的學生，豈有什麼不良思想，且每日皆有取調，所關可似非輕……。」
 所謂「高等之取調」，就是指因為思想而被拘取去調查。賴和和鹿港丁家也是舊識，看這個女孩子心性梗直硬氣，實在為這個女孩子憂心。她被關進去24天後，賴和日記寫著：「今日丁女生和潘樣（先生）小有衝突，我教丁女生向潘樣回個不是，丁女生不願，女兒家的性質，所以會受此苦。」
 這個女生就是丁韻仙。她當時還不知道和她關在一起的這個矮矮胖胖、留著淺淺八字鬍的中年男人，是一個醫生，還是作家。她只知道他和自己都是思想犯，有多一點自由。但一牆之隔，也不敢多說什麼。她只是看著他幫其它犯人打水、送東西，甚至把牙刷借給其它貧苦的犯人使用。
 
 賴和關了五十天之後，就因為生重病而出獄，一年多以後，就病逝了。
但丁韻仙沒有釋放，她被轉去台中看守所。一個彰化女中即將畢業的女生，才十八歲，思想才剛剛要成形，有什麼重大的思想罪，非如此關押不可？
 
丁韻仙是陳虛谷的女兒，由於母親丁琴英連生五個女兒，而娘家的哥哥丁瑞圖膝下無子女，所以出生29天後就送給丁瑞圖當義女。丁家視如己出，非常的疼愛。小的時候，她患了關節炎，無法走路，每天由丁家的婢女揹著，到鹿港洛津公學校去上課。
生病的丁韻仙無法運動，就喜歡上了閱讀。養父丁瑞圖書房裡的書，從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英、美、俄小說，到馬克思、列寧的著作，都成了她思想的養分。在1920年代世界性的左翼風潮下，丁瑞圖往來的朋友不少是文化協會的激進者，他們在父親的書房激烈辨論世界局勢、弱小民族、殖民地反抗問題的時候，丁韻仙往往躲在屏風後面，似懂非懂的偷聽。她的反日思想開始啟蒙。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爆發時，丁韻仙十四歲，上了彰化高女。學校應總督府要求，舉行夜間提燈遊行，高喊口號：「膺懲劣支！」、「慶祝南京陷落！」可丁韻仙在活動中沈默以對。不僅如此，她還針對性的寫了反日傳單，在學校暗中散發。傳單寫著「要為祖國流盡最後一滴血！」
學校發現後，大感震驚，立即全校大搜索。最後在丁韻仙的室友廖素英那裡搜出傳單。廖素英是知名畫家廖繼春的堂妹。丁韻仙還暗中進行「沈默的反抗」。學校的舍監發現，每個星期日，學生返校的時候，所有電燈都是開著的，而水龍頭的開關也全開，水塔裡的水已經全部流光。
舍監比較陰險，不打草驚蛇，只悄悄監視。周末，他發現丁韻仙是最後一個走的，她把所有電燈打開，把水龍頭全開。舍監當場抓到她，生氣大罵：「妳為什麼會有這種非國民的行為？」
「因為，我要消耗你們日本帝國的國力！」丁韻仙冷靜回說。
這個烈性的女子終於沒能讀完高女。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後，太平洋戰爭開打。丁韻仙在畢業前兩個月，也不管她的學業即將結束，就以「反日思想」問題，將她檢束，關在彰化看守。她就是在此時遇見了賴和先生。賴和先出獄，後來她被轉往台中看守所。
 丁韻仙沒有判刑，她只是不斷被思想考核。每個月一次，檢察官會來問她問題，考查她的思想。
 檢察官問：「如果今天將妳放出去，妳走在回家的路上，有一部滿載日本軍的運兵車從妳前方慢慢駛來，地上剛好有一顆手榴彈，妳會不會有股衝動，想撿起手榴彈，往運兵車丟過去？」
 「我會。」丁韻仙毫不猶豫的回答。她被還押。
 下個月，一樣的問題。她給出一樣的回答，繼續還押。一次又一次。
幾個月之後，那檢察官終於按捺不住，流著眼淚說：「我日本家鄉的女兒年紀和妳一般大，模樣和妳很相似。一年來，每一次來監審問妳，總讓我想起故鄉的女兒。妳何必嘴硬，妳只要說出我要的答案，我簽報妳已悔過，就可出去。至於妳心理真正的想法，妳知我知而已，何必如此自苦！」
就如賴和所說的，她不屈服的個性，讓她「自苦」。否則一個高女學生，怎麼就要被關押一年呢？
「自苦」，幾乎是她一生的寫照。
1942年出獄後，她住在台中，結識了台中一中學生盧伯毅。兩人思想接近，性情相投，很快相戀。盧伯毅考上台大經濟系以後，1944年結婚，生下三個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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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在台灣歷史上，聲音是很少的。荷蘭、鄭成功、清朝都很少有女性出頭的機會。
日本文化中有大男人沙文主義傳統，日本女性是壓抑的。以前最常台灣南部鄉下地方，男人在說事，女人要來參加，就會被說：「查某人，放尿涮不上壁」，以此貶低女性的地位。
日本傳統尤其如此。
我仍記得小時候，祖母侍候父親和全家吃飯，總是女人要侍候男人吃過飯，女人才能上桌。甚至，女人站一旁等待你吃過一碗飯，把碗伸出去，讓他們幫你添飯。
我本以為是漢人的封建傳統，男尊女卑，後來讀林莊生的生《懷樹又懷人》，才知道是日本傳統。小時候他父親要他學習日本禮議，讓他去日本家庭住，即是見識了大男主義的生活習俗。
然而，日治代的女人，是過什麼樣的生活呢？
其實我們只要讀一讀賴和、呂赫若、張文環的小說就可以了解了。女人仍是家中最主要的勞動力。特別是照顧家庭的勞動力。生育、顧家、顧男人，幫助做農事，澆菜園子，拔草種田等，有些更強的勞動力也要靠女人，如種甘蔗及收割甘蔗。
但我更感到興味的是，日本的現代化進程，有沒有改變女人的地位？有沒有改變女性的社會地位？
看起來，由於農業台灣的政策，台灣人沒有什麼現代性的工業工作機會，反女人的地位並未有太多改變。但有一個行業，確實改變了台灣女人。那就是助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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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純，本名劉清香，生於1914年，父母在路邊開麵攤子，她自幼幫忙。十三歲時，她不甘心如此的命運，就跟著歌仔戲班學戲，一路流浪學唱。值得一提的是，這個經驗和陳君玉很像，都是從傳統戲曲中，學習漢文與古典韻文，而有著民間文化底蘊。電影〈桃花泣血記〉演出時，就是請她主唱，因此成名，再加上她主唱了〈雨夜花〉、〈望春風〉、〈月夜愁〉等曲子，讓她紅極一時。
她是一個苦命多情的女子。傳說她愛上了鄧雨賢，卻因使君有婦而深感痛苦。由於名氣響亮，她曾在台北火車站後方（現在太原路）的新舞台戲院對面，開了一家咖啡館，文人雅士常在此見面聊天。她也因此結識了一位台北帝國大學的張姓學生，兩人陷入熱戀，情投意合，有意結婚。不料男方家族認為，一個財勢顯赫的家族，怎麼可以娶一個「歌女」為妻？男方家長堅決反對，最後分手。
傷心的純純又愛上了一個常常來店裡光顧的日本人白石先生，他長得白淨斯文，讓她有好感，很快結了婚。不料這白石是一個懶散而善言談的文人，不事生產，還患了肺結核。肺結核在當時是無藥可醫的絕症，還會傳染給身邊的人。她是歌手，如果感染肺結核，是無法歌唱的，她的母親一直勸純純要儘快分手。但純純不聽勸，反而不顧危險，用心照顧。
傳說，癡情的純純在白石先生生命的最後階段，陷入死別的恐懼之中，甚至在他斷氣的時候，還作告別之吻。
當太平洋戰爭進入激戰階段，皇民化運動迫使得台灣歌謠先是要送檢查，才能發表，接著又宣告全面禁唱台語歌，只能唱日本歌。不僅唱片業者無法生存，歌手也難以維生。此時純純已發現自己感染了肺結核。她不僅無法唱，連生活都有困難。
1943年1 月8日，在動蕩的時局下，她再無法熬過肺癆第三期的折磨，走完了她燦爛、多情、癡愛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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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雨賢和他的父親站在台北第三女子高級中學外，一片圍牆旁邊的樹下，假裝成路人的模樣，偷偷在等待一個女生放學。
鄧雨賢已經從師範學校畢業，在日新公學校教書。這在當時的台灣人之中，已經是非常好的出路。以當時殖民地條件來說，台灣最好的職業，也無非就是醫生，或者當老師。老師可以戴著一頂大盤帽，腰佩一把劍，身份上相當於一個文官。
鄧雨賢的父親是台北師範學校的老師，社會地位算是相當高，他想幫鄧雨賢找一個門當戶對的妻子，於是看上了自己好朋友──一家茶行老闆的女兒。
這個女生叫鍾有妹，是三年級學生，自小過繼給沒有女兒的茶行老闆當養女，很得疼愛，家裡才讓她去上中學。否則以當時重男輕女的風氣，女孩子很難上中學，更何況她自己的資質也要好才能在少數的台灣人名額中考上中學。
鍾有妹長得一張圓而白淨的臉，看起來很善良好相處的樣子，很得到老爸的喜歡。只是他不知道兒子會不會接受，就帶著他來這裡，用偷窺的方式，暗中相親。
那一天，鍾有妹穿著學校的制服，白衣黑裙，素素淨淨，走過黃昏的街道，她雖然有感覺到旁邊似乎有人在觀察她，但一個女孩子只能有自尊的、端莊的走過去，目光看著前方。而那個師範學校的老師和他的教師兒子，只能在路邊悄悄望著她，目光隨著她的倩影，在轉角的地方消逝。
多年以後，鍾有妹和孩子談起這一段往事，仍有深深的悸動。那是她一生中和鄧雨賢的初遇。
那時鄧雨賢還只是一個熱愛音樂的小學老師。他得教導孩子許多課程，包括語文、算數、自然等，但他最愛的仍是音樂的創作。他心中一直有一個夢，要把自己學到的鋼琴、西洋音樂和台灣的傳統漢樂，如七字調、歌仔戲、南管等結合起來，讓漢樂也可以廣為人知，讓音樂成為大眾生活的一部份，而不是只有知識份子在表演廳裡享受的高級品。
兩年後，他們生下了第一個孩子，可鄧雨賢卻決定辭去穩定的教職，到東京學音樂理論與創作。
這個決定很冒險，他再無法回到公學校教書了，家人都很不諒解。三年後，他從東京歸來，台灣的音樂還未成熟，他找不到工作，只好去台中法院當通譯。職位和薪水都降了一級，但他保持創作，和文藝界人士時相往來。
直到1932年，台灣現代音樂的轉機終於來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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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逸松站在演講台上，旁邊站著負責監督的日本憲警。他對著台下聽眾，高聲問道：「台灣被日本統治，今年正好滿四十年，到現在才開始實施半數議員由人民選舉，我在發表政見之前，先要請問大家，你們對日本這四十年的統治，感到滿意嗎？」
 幾百位的台灣民眾鴉雀無聲。他提高聲音再問：「台灣人請說實話，日本統治台灣四十年，你們滿意嗎？」
 依然沉寂，沒有人作反應，只睜大了眼睛望著陳逸松。旁邊的日本警察坐立不安了，瞪眼看著他。他也轉頭，無懼的回望一眼。
 「我最後再問你們一次，」陳逸松的聲音更大了：「你們對日本的統治，感到滿意呢？還是不滿意？請回答。」
 還是沒有人回答。日本警察站了起來，過來問他：「陳先生，你在說什麼呀？」
 陳逸松把問題重覆一次。
日本警察說：「你問這問題幹什麼？」
「我一定要問，才知道他們對日本的統治是滿意還是不滿意，這樣我才有充足的意見發表啊。」
「你不要問這個問題不行嗎？」警察說。
「我問這種問題不行嗎？」警察不知道如何回答了。
這是日本統治台灣四十年來，在民眾不斷請願，要求設置議會，要求實施民主選舉以來，第一次舉辦選舉。1935年台灣總督府公佈實施「改正台灣地方自治制度」，並訂於11月22日舉行台灣第一屆市會及街庄協議會」選舉。當時台灣有五州、七市、三十四街、三百二十三庄。市相當於現在的台北台中等市，州相當於縣，街庄相當於鎮。市會相當於市議會，州會相當於縣議會。但街庄的協議會則只是諮詢機構，並無實際作用。
州會議員一半由總督任命，一半由市會議員及街庄議員選出。市會議員則一半由州知事任命，一半由人民選舉選出。但是選舉人的資格卻限制得非常嚴格：「年滿二十五歲，在當地住滿六個月並年納五元稅額以上之男子」始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按這個規定，當時台灣人有四百多萬人，有選舉權的人只有兩萬八千多人。而日本人在台有二十多萬人，擁有選舉權者卻有三萬多人。限制男性、財產且只有半數議員的選舉，事實上連「半個自治」都算不上。但對爭取設置議會抗爭多年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員來說，卻已經是非常難得的機會。這也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的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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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者尾崎秀樹在他的書《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一書裡，有一篇文章〈乃木希典和黑井直〉中，寫下了日本統治台灣的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是在1896年11月9日，來台灣就任的。可是隨之而來的下一班船，卻載來了一個跟乃木希典同鄉的日本女人，她也是山口縣出生，當年三十歲。在日本政府嚴禁日本女性正式渡台的政策下，這個獲得特許而入台的日本女性，引起很大的話題。
特別是，人們得知她大概是乃木總督特別關照才能渡台的，就引起不少的騷動。她乘坐的船是當時航行在台灣航線上的「依姬丸」。由於她的行李是直接發往臺灣總督府的，於是便有了到底是什麼來頭的疑問。
傳聞夾雜著臆測，以至於人們煞有介事的說，她跟乃木希典將軍有戀愛的關係。雖然是這樣，關於她當時可以出入下關（日本渡台港口）要塞的身份，也幾乎都是由乃木從中斡旋。
那麼，他們兩個的愛情、曖昧關係，應該也不是空穴來風。
黑井的作為不讓鬚眉。據說，是通過她的表兄高波的介紹，在西南戰爭後不久跟乃木相識，並且開始交往。高波在西南戰爭時期跟乃木希典在同一軍隊，從此認識的。
到了1896年4月台灣實施軍政，因為當時女子軍（也就是隨軍的日本藝妓 妓女群的一種名稱），女子軍渡台是被禁止的。所以有不少偽裝成軍人、商人，穿男裝的妻子或者女傭等，偷渡來台灣。其中當然也有到了基隆以後，被發現而驅逐回去的。
那麼，當時台灣的日本酒館，實際上不過是在中國人的房子裡，鋪上木地板、草蓆，用白布代替隔扇，圍成幾個隔間，作為軍隊慰安所的地方。這也就是日本軍隊的慰安所。太差的店，甚至把食物放在臉盆裡端上來。
慰安婦動員的是中國的年輕姑娘，他們穿著棉布衣服，有些人還纏足，對日本人來講，帶著一種異國情調，反而成為那個時候，那些湧來的、趾高氣昂的日本官僚，以及想追求利益權力者的好奇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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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社事件倖存的298名生還者，「集體遷村」，移居到北港溪與眉原溪交會處的川中島（今南投縣仁愛鄉清流部落），最終導致霧社部落傳統成長文明的斷裂。
霧社事件四年後，莫那．魯道的屍體才在大斷崖的一個山洞中被人尋獲。他是帶著槍到深山自盡的。他的屍體沒有完全腐化，有一半變成木乃伊。1934年6月13日能高郡役所新落成紀念展，日方竟將他的遺體公開展示，當局甚至要求霧社部落代表下山觀賞。同年7月「警察展覽會」上，莫那．魯道的遺骸第二度被公開展示，地點轉至台北，之後送到臺北帝國大學（現在的台灣大學）當作人類學標本，1973年才被送回霧社安葬。
霧社事件震驚了全台灣。當時〈台灣民報〉曾發表譴責的文章，而被稱為「台灣的魯迅」的作家賴和則寫下他的悲憤：
所有的戰士已都死去，只殘存些婦女小兒，這天大的奇變，誰敢說是起於一時？
人們最珍重莫如生命，未嘗有人敢自看輕，這一舉會使種族滅亡，在他們當然早就看明，
但終於覺悟地走向滅亡……。
 
《南國哀歌》　◎賴和
 
此詩作於1935年霧社事件之後，當年刊於《台灣新民報》，但有部份被禁刊，而無法在當年全文刊出。
　
所有的戰士已都死去
只殘存些婦女小兒，
這天大的奇變，
誰敢說是起於一時？

人們最珍重的莫如生命，
未嘗有人敢自看輕，
這一舉會使種族滅亡，
在他們當然早就看明，
但終於覺悟地走向滅亡，
這原因就不容妄測。
誰敢說他們野蠻無知？
看見鮮紅的血
　便忘卻一切歡躍狂喜，
但是這一番啊！
明明和往日出草有異。
在和他們同一境遇，
一樣呻吟於不幸的人們，
　那些怕死偷生的一群，
在這次血祭壇上，
　意外地竟得生存，
便說這卑怯的生命，
　神所厭棄本無價值。
但誰敢相信這事實裡面，
就尋不出別的原因？

「一樣是歹命人！
趕快走下山去！」
這是什麼言語？
這是什麼含義？
這是如何地悲悽！
這是如何地決意！
是怨是讎？雖則不知，
是妄是愚？何須非議。
舉一族自願同赴滅亡，
到最後亦無一人降志，
敢因為蠻性的遺留？
是怎樣生竟不如其死？
恍惚有這呼聲，這呼聲，
在無限空間發生響應，
一絲絲涼爽秋風，
忽又急疾地為它傳播，
好久已無聲響的雷，
也自隆隆地替他號令。

兄弟們！來！來！
來和他們一拚！
憑我們有這一身，
　我們有這雙腕，
休怕他毒氣、機關槍！
休怕他飛機、爆裂彈！
來！和他們一拚！
兄弟們！
　憑這一身！
憑這雙腕！
兄弟們到這樣時候，
還有我們生的樂趣？
生的糧食儘管豐富，
容得我們自由獵取？
已闢農場已築家室，
容得我們耕種居住？
刀鎗是生活上必需的器具，
現在我們有取得的自由無？
勞動總說是神聖之事，
就是牛也只能這樣驅使，
任打任踢也只自忍痛，
看我們現在，比狗還輸！

我們婦女竟是消遣品，
隨他們任意侮弄蹂躪！
那一個兒童不天真可愛，
凶惡的他們忍心虐待，
數一數我們所受痛苦，
誰都會感到無限悲哀！

兄弟們！來！來！
捨此一身和他一拚！
我們處在這樣環境，
只是偷生有什麼路用，
眼前的幸福雖享不到，
也須為著子孫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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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飛機的震懾與現代武器的全面動員下，日軍的反攻從10月31日開始，以各個部落為目標，發動總攻擊。由於部落人數本就不多，能戰鬥的青壯年最多幾十人，再加上武器懸殊，雖然激烈抵抗，很快被日軍佔領。抗日的主力退到馬赫坡社，其它人則散在深山溪谷中打游擊戰。但11月2 日，馬赫坡也被佔領。所有戰士全數退到馬赫坡和塔洛灣兩溪的溪谷中，利用山谷的懸崖絕壁，作頑強抵抗。
日軍不熟悉地形，而山中古木參天，老蕨莽林縱橫，溪谷絕壁變化難測，日軍不敢發動全面進攻。直到11月5 日，在馬赫坡社東南方爆發激戰。日軍14人戰死，20餘人負傷。賽德克族人也傷亡不少，莫那．魯道的次子巴索．魯道受傷嚴重，痛苦不堪，最後請族人將他送上「彩虹橋」。（依賽德克族傳說，男人死後要走過彩虹橋，回到祖靈的家鄉）。
 
經此一役，莫那魯道帶領族人退到馬赫坡，依據天險作最後的保衛戰。然而日軍改採圍攻，從外圍切斷支援道路，再以山炮發射大炮，以飛機投射「糜爛性毒氣彈」，人的身體只要觸及，皮膚即開始發癢潰爛，痛苦不堪。飛機更投擲白磷燃燒彈，讓森林枝葉枯萎，起義族人無法在密林中躲藏生存。這是違反國際公約的「科學的攻擊法」，但日軍在「蕃人即禽獸論」的主張下，全無顧忌加以使用。
族人被毒氣所害，皮膚潰爛，痛苦不堪，整個山林被毒氣污染，動物死亡，植物有毒，無食物可尋，加上原來儲存的糧食太少，族人陷入極度困境。
更可恨的是日軍採用「以夷制夷」的策略，鼓動周邊原本因為爭奪獵場、互有糾紛而與起義各社存有嫌隙的部落，如道澤、太魯閣、萬大、馬力巴、白狗等族群，組成「味方蕃」襲擊隊，協助日人軍警部隊作戰。日軍不僅提供槍枝彈藥，更以高額的獎金為誘餌，賞金之高，也足以讓人咋舌：一個頭目首級200元，男子首級100元；一個婦人首級30元；小孩20元。
 
從11 月初到11月中旬，在日軍的全面性包圍下，莫那．魯道的戰士逐步潰敗。婦女為了不拖累戰士，採取傳統的方式，在古老的巨樹下自縊而死。殘病的戰士則在戰鬥中陸續被擊殺。可是到11月下旬，仍有數十人在最後的森林裡堅決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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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0月7日發生在馬赫坡的一場婚禮，當地的日本駐警吉村克己巡查和同事路過當地，原住民好客，就請他進去喝酒，此時莫那．魯道的長子達多．莫那好意前來敬酒。這在原住民習俗中，是對客人敬意的表示。不料竟被吉村以「討厭那不潔的筵席」為由拒絕，不僅如此，吉村還揮手甩開達多．莫那為了示好而拉住他的手，彷彿那是不潔之物。這在原住民文化中已經是很大的侮辱。
更過份的是，他竟拿出警棍，直接去毆打達多敬酒的手。
 
達多憤怒的互相拉扯，終至於互相打鬥。中間兩人都掛了彩。事後，莫那．魯道率族人和達多，一起帶著酒，去向吉村道歉。這在原住民的禮節中，代表著部落頭目帶族人來道歉，是很慎重的表示。但吉村不但不接受，還揚言要通報上級。
 
如果通報上去，毆打警察是很重的罪，必須坐牢。不僅是兒子未來得受到重懲，帶著整個族人去道歉而受辱，根本上是一個歧視至極，不把賽德克族當人的態度，莫那．魯道遂決定起事。
 
他並非衝動的人。早年他曾作為霧社的一個頭目，受邀請到日本東京，觀看日本的社會制度。這是為了吸引原住民族認同日本文明而做的宣傳。但莫那．魯道反而看見日本警察的文明，而台灣日警特別的野蠻。他在1920年和1925年曾兩度參與反抗的計劃，因此被視為是對日本懷有敵意的頭目。但他在當地有很高的威望，受到族人的尊敬，因此日人也不得不對他有幾分尊重，但也加以監視。
 然而，帶領族人所受到的侮辱，已經超出一個有尊嚴的頭目的極限，再加以附近幾個社的不滿，就互相商議，聯合起來反抗。
 
這個善戰的民族早已知道，這是一場絕望的戰爭。
起事的莫那魯道對附近的十一個部落進行遊說，最後共有六個部落參與，分別是：賽德克族霧社群（即德奇達雅群）之馬赫坡社（Mhebu）、塔羅灣社（Truwan）、波阿崙社（Boarung）、斯庫社（Suku）、荷戈社（Gungu）及羅多夫社（Drodux）。各社中人口最多的巴蘭社卻因為頭目的反對而未參與起義，最後僅有少數男子以個人身份加入。參與的賽德克族計六社1,236人，其中具戰鬥力的青壯年男性共300餘人。
以300餘戰士，要和一個武力強大的殖民帝國對抗，註定是沒有希望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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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霧，還在山谷裡盤旋，空氣中飄浮著淡淡茫茫的霧氣。溪底的泉水淙淙流動，帶來一股涼意。陽光在七點多的時候，從東方的山邊升起，明亮的光線，穿透樹葉的枝椏，葉子在風中搖曳。
秋天的霧社公學校操場上，已經集聚了幾百人，從附近各警察駐在所和製材所召集來的日本官員和眷屬約莫有一百多人，閒散的聊天，聽著小學生樂隊正在為各種樂器試音，準備等一下開場的國歌演奏。
這一天是1930年10月27日。每年的10月28日，總督府都要求各地舉辦「台灣神社祭」，以紀念1895年乙未征台戰役中死去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霧社附近地區的日本各單位被要求舉行聯合運動會。他們提早了一天來舉辦。從附近來的警察駐在所、分駐所、林務單位等，包括了附近的校長、教師、公務員、林班人員和眷屬，共有近兩百人來參加。
快八點的時候，校長把學生召集好了，特地來參加的台中州理蕃課顧問菅野政衛、能高郡郡守小笠原敬太郎也入了座。八點整，運動會開始，全體起立，奏日本國歌。就在此時，賽德克族人烏干．巴萬衝入會場，就在眾人睜眼不知何事的剎那，從腰間抽刀砍向菅野政衛，一刀砍下他的人頭，隨即衝向操場邊。在場的日本警察驚覺過來，起身追去。
而此時，莫那．魯道的次子巴索．莫那已經帶領百餘個賽德克人衝入會場，進行全面的砍殺。無分日警官吏、男女老少，此次行動視同出草般，進行全面獵殺。
（全面獵殺不是一種賽德克族出草的傳統，他們定不殺婦人和孩童。但日本軍殺台灣反抗軍也是一樣的，他們殺死所有大人小孩。所以，這是一種報復。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槍聲、砍殺聲、嘶喊聲、哀嚎聲、女人的哭泣、孩童的尖叫……。
幾百人的混亂現場中，一些婦孺被保護著，趕緊逃向校長室。能高郡郡守小笠原敬太郎從會場逃出，一路往眉溪方向逃去，最後在霧社與眉溪的一座橋畔被槍殺。
霧社公學校校長新原重志打開宿舍大門，讓一些婦人孩童進入躲避，自己站在門口持武士刀抵擋，也不敵賽德克族戰士，在那裡被長簇射殺。宿舍被攻破，裡頭的四十餘人全部被殺，主要是婦人和兒童。整個公學校操場屍橫遍野，血紅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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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結，台中草屯人，嘉義農林學校畢業，農民組合的幹部。由於個性堅毅，他在農組做的都是秘密工作。受簡吉所託，他深入三千尺高山上，在森林石洞中，隱藏文件、鋼板，在龍眼烘乾工寮裡，刻鋼板，油印。為了擴大農民的影響，他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還編寫過《三字集》、《二字集》。
一九三一年四月，他潛入竹崎，寄住於樟腦寮站上方廿町，張城所有的獨立屋。以該處為據點，經常潛行於竹崎、小梅附近，努力進行策動。
此時張城的繼室帶有與前夫所生女兒黃氏錦，日本官方報告中說：她是「鄉間少見的美女」，教育程度是公學校畢業，在知識上對陳結相當景仰。
在高山上的奮鬥刻苦日子裡，他們日久生情，黃氏錦與陳結從同志而成為情人。她對陳結的理想主義情懷，欽佩到底，生死與之。陳結為了刊行機關報在竹崎標高三千尺之深山中建起龍眼小屋。所刊的《二字集》、《三字集》、《真理》、《救援運動》等，黃女則全力幫助，一心想讓他達成其目的。
然而在得知竹山同志林水福被拘捕之後，十一月初，陳結只能走上逃亡之路。更可恨的是，陳結在被捕不久，即因不願意交待簡吉、農民組合、台灣共產黨的內情，被刑求拷打，活活被打死了。獄中被捕的農民組合與共產黨同志聽到這個消息，全部痛哭失聲。
趙港與謝雪紅等人此時都被關在台北。他們無視監獄的壓力，在獄中開一個追悼會。趙港和農組的幹部講述陳結的生平故事和戰鬥的歷史，並抗議日本政府的暴行，大家齊聲高唱國際歌，情緒激動，高聲吶喊，讓監獄當局都震驚了。
而在高山上幫助過革命戰士的黃女，帶著終生革命伴侶的心情，協助過陳結的刻苦勞動，卻不知道她是不是知道陳的死因，以後又流落何方。所有記錄，只剩下日本警方以極為低級的口氣寫道：「潛伏山中的黃女現今不知在何方追思死去的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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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九月中旬，台南州嘉義郡小梅庄小梅一間台灣人開的雜貨店頭，一個日本巡查在巡邏中發現赤色救援會機關雜誌《三字集》。十一月中旬在台中州竹山郡發覺同種類之共產主義宣傳印刷物正在分發，同時還有許多印刷品藏匿於汽油筒。警方知道內情並不單純，轉為對共產黨員之偵查，想追究這些人背後的組織，掌握確證。
為了全面搜查，十二月四日上午，在台南州高等課特高（特別高等警察之簡稱，依「治安維持法」專司政治異議者之檢肅。）係長中村警部的指揮下，由嘉義郡嘉義署竹崎分室警務部員數十人，對嘉義郡竹崎庄樟腦寮、瓦厝浦、樟樹坪部落，一舉進行搜索，拘捕關係者十數人。
此舉只是搜查的第一著手段。此時搜出的物證、線索，又讓警方急轉直下作了正式搜查的佈陣。
以台南州警務部為主體，在台中、高雄二州佈下第二陣，將協助搜查網擴及全島，依據線索，全面追擊。如此，歷時達兩年餘，從昭和六年至昭和八年，遍及台中、高雄、台南，隨時動員百警力，各地警界互通聲息的追捕行動，不斷進行著。最後拘捕了赤色救援會的所有台灣關係者，人數竟達三百數十人。
然而，這一場搜捕下來，也讓日本警方大感吃驚，他們未曾料到赤色救援會組織能力之綿密，台灣人民反抗之頑強，執行力之迅速，如果不是早日破獲，怕也會是大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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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出獄剛剛好七天，簡吉就接到開會的通知，他匆匆忙忙趕赴嘉義竹崎參加會議。
這一場秘密會議開了四天，詳細的審議十七項議案，包括：一、支持台共案；二、提倡組織反帝同盟，集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之所有勢力，實行抗稅、反對道路賦役等的鬥爭，解散文化協會；三、建立赤色救援會之組織；四、舉行第三次大會；……。
 
「赤色救援會」可說是日據時代最後一波社會運動。簡吉是戰到最後的一個領導者。他將台灣最堅強的、永不屈服的戰士組織起來，依然在各個角落戰鬥。
陳結在竹崎一帶組織農民，募集資金，準備發行機關報；林銳一群人則在台南下營地方，開始班組織的基層活動；李明德在嘉義一帶以研究會為中心，號召群眾；吳丁炎則在北港以中秋節觀月為名，召集同志，號召參加者組成一個救援班，再逐步擴展；高雄有呂和布、黃石順著手組織；屏東有張玉蘭組成十幾個班；台中則有陳神助、林水福等發動農民參與；張茂良以竹山為基地，迅速組成五個班；張信義則以豐原為中心組織了四個班。參與者則熱心熱血的繼續擴展組織。一時間，雖然農組活動暫停，文化協會也取消，但以救援為名的活動反而得到開展。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社會運動已經不是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也不再是農民組合之為權益抗爭，而是直接訴諸民族意識、同情被逮捕者的救亡圖存運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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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的簡娥在做什麼呢？她正「潛行」於台灣農村，繼續從事農民運動。
「二一二事件」以後，農組成為非法組織，只好潛入地下活動。若不如此就不可能再有復興的機會。簡娥變裝潛在中壢、桃園一帶，約年餘。警察知道有農組的份子潛來當地工作，所以白天警察會來巡查，簡娥就喬裝成客家人，穿上客家人的衣服──長長的黑褲子服裝；還戴上斗笠，有時也會戴上手套或走路時挑著空籃子。她富於機智以神出鬼沒、行動敏捷而見長。簡娥在這一帶的工作進行的很好，若警察來，這莊的農民就會向另一莊的農民通風報信「警察來了」；於是她就趕快離開，和農民一起下田工作。
總督府對付農民運動，不僅是直接壓制，對農組的成員更進行威脅利誘。
 
即使在獄中，簡吉仍不忘鼓舞同志。但他卻遭遇更為艱苦的情況。一九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他被移監到台中監獄，而台中監獄的條件是非常困難的。
 
下午零時十分抵達台中車站，可能是戴著斗笠的關係，本應很熟悉的台中車站以及街道的情況卻都感到有些異樣，因為沒有眼鏡，感到一片模糊和猛烈晃動。去年作為被告來這裡的時候，還沒有汽車，而現在，汽車已經開到車站。一點過後到達台中監獄，監獄長說，「不允許狂妄自大」，進入一舍二室。
衣服是襯衫兩件，褲子一條。三件襯衫相當於台北的二件，褲子短而薄，兩條相當於台北的一條。毯子兩條，其中一條與台北的同樣，但另一條厚度卻只約其一半。台中理應比台北暖和，卻冷得發抖。晚上因為冷而幾不成眠。」（一月二十六日獄中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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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雪紅在《我的半生記》曾記錄著1929年被逮捕的情形。寫得非常鮮活：
 
「到了下午兩三點鐘左右，敵人用小汽車帶我到台北火車站，兩個便衣警察同我坐火車，我看到車往南開；在車上我沒有看到楊克培或其他的人，因而更加使我懷疑他們這次逮捕意圖是要幹什麼？
火車抵達台中已是晚間了，下車後敵人把我帶到一個留置場。我忘了這個留置場是屬於『大屯郡警察課』或是台中州廳，只見裡面有幾間牢房，全是關女的，男的牢房在另外地方。
翌晨，很早就聽到隔壁牢房有人講話，說：『昨晚又有人來。』我聽出是熟人的聲音，就大聲喊：『我是謝雪紅。』這時他們也各自報上名來，有葉陶、張玉蘭、侯春花，還有林碧梧的母親。這時我才知道敵人進行了全島大逮捕。日後大家把這次的大逮捕稱為『二一二事件』。
林碧梧，豐原人，一個相當大的地主，也是文協的重要幹部，當時思想比較左傾。敵人去逮捕他的時候，把他家的房子包圍起來，他母親是個無牌照抽大煙（鴉片）者，一看到警察，心虛以為是要來抓她的，心裡非常緊張；又聽到窗外有腳步聲，想必是家人，她就把抽大煙的道具往窗外送，站在外面的警察就一件一件接過去。結果，她也被逮捕了，成了這次大逮捕的副產品。
事後得知，我和楊克培被捕後，敵人馬上對國際書局進行『家宅搜查』，當然他們什麼也沒有撈到。店裡只剩下楊春煊和阿雙姐的女兒兩個未成年人，阿煊小學剛畢業不久，才十五、六歲，而阿雙姐的女兒還在唸小學。因此，阿煊就打電話到彰化告訴楊克煌，說我們被捕了，店中無人管理，要求他即刻來台北。
二一二事件的大檢舉是由台中地方法院檢察局指揮全島的警察進行的，所以，各地方警察都要把案件及犯人送到台中地方法院檢察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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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開春，二月十二日，農曆大年初三早晨，家家戶戶還在新春的喜悅中，日本殖民政府就發出了「全島大整肅」的逮捕令。這就是著名的「二一二事件」。
簡吉在後來的日記中寫道：
 
去年的今天是舊曆正月初三，屠蘇的醉意未醒，而且是正在屠蘇的酣醉之中。是歡樂的新年！然而，侵襲清晨的是，全島三百餘人被大檢舉，五百餘處住宅被大搜查。與農民組合有關係的人以及與他們來往的人和家都完全一片混亂！在搜查住宅時，故意粗野蠻橫，拘捕時更是粗暴示威，完全破壞了全島的屠蘇祥和氣氛！自己正在本部。因為不願做飯，就把朋友送來的甜粿、菜包、魚丸等等都胡亂地混在一起，也不知是甜是鹹，作成非常離奇的煮年糕，初一初二都是這樣度過！在那以前幾天的事情現在記憶猶新。
今年的今日也是舊曆正月初三，它已在十二天之前過去！可是，在此最近的約兩週期間，就是從舊曆正月初三到新曆的二月十二之間，可能是使民眾回憶去年情景的恰當時機！
與回憶情景的同時，恐怕還需要讓民眾認真思考下述一些問題！為何會發生這種事件？它為何違反治安維持法，又成為違反出版法，為何只將十二個人交付公審？現在又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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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革命家的簡吉，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下奔波呢？
21世紀的人已經很難從現在的農村去想像。我們還是從一張照片開始吧。
這一張照片是農民運動屏東支部的主要幹部陳崑崙（最左邊穿白衫站立者）與兩位同志（最右邊兩位）一起訪視農民家庭所拍攝。破舊的土埆厝，上面塗上的一層白土已經剝落，屋頂是茅草做的，風一吹會散開，所以用樹枝去壓住，農民赤腳在空無一物的小曬穀場前。再看照片最右邊一個小孩子，他赤腳而衣衫襤褸。此情此景，正是所謂「窮赤人」的寫照。
赤貧的農民不會有資源可以贊助簡吉，唯有用自己四季生產的農產品，來給簡吉支持。曾經，有農民送一大串香蕉給簡吉，他就以此裹腹。
陳崑崙是農民組合的重要幹部，從屏東開始，他一路追隨簡吉。1928年底台灣農民組合第二次全島大會在台中召開，陳崑崙在代表大會上做了有關本部的形勢報告。全島大會的第二天議程在警察的命令下解散，與會人員高呼「農組萬歲」後，手牽手，在台中街頭遊行。
台灣農民組合第二次全島大會鮮明的反資反帝立場，讓台灣總督府無法容忍。1929年初，以迅雷不及之勢，大肆逮捕農組支部二千餘人，是為「二一二事件」，陳崑崙與農組支部十三人，以「違反出版法」為由被起訴，二審終結他被判處十個月刑期，緩刑五年。「二一二事件」後，農民組合成為非法團體，然而陳崑崙仍然繼續堅持著。1930年他代替顏錦華駐守農組本部，發行秘密指令，繼續領導各地農組反抗。
1931年，日本帝國積極發動對外擴張，對內則加緊控制，從三月份起，開始對台共的大檢舉，台灣共產黨被破壞殆盡。陳崑崙與簡吉、王敏川等人組織了「赤色救援會」，幫助受難者的家屬。1931年底，他再次被逮捕，判處六年徒刑。1937年陳崑崙出獄後與農民組合的女鬥士張玉蘭結為夫婦，婚後育有六子二女。
台灣光復後農民組合的老同志簡吉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工作；陳崑崙則擔任了屏東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1947年二二八事件時，他參加屏東市處理委員會，因勸軍警放下武器，而以「意圖竊據國土」罪名，被判處一年有期徒刑。
1950 年他參加高雄州參議員選舉，成為光復後第一任民選市議員，1954年白色恐怖時期，他因為資助昔日同志，而以「資匪」罪名被判處六年徒期。
堅毅堅定的陳崑崙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牢獄之災。1960年刑滿出獄後，他決定遠離政治圈，轉向金融界，先後任高雄區合會（中小企銀）潮州分公司經理、屏東分公司經理、總公司協理等職。
1967年與他共患難一生的妻子，也是同志──農組的女鬥士張玉蘭因病逝世，使他的晚年更顯得孤單落寞。1978年退休後，他不再過問國事，只願做一個大時代的旁觀者，不願再參與任何政治及社會活動，甚至不願多談過去的歷史。
1991年他因心臟病突發，逝世於屏東，享年8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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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生（一九○六-一九八四）是嘉義六腳鄉的貧窮農戶出身。父親在他出生後不久即撒手人寰，全家一貧如洗，母親甚至打算將李天生送給別人收養，以張羅喪事費用，後來才由他的大哥想辦法籌錢度過難關。在艱困家境下，李天生只讀完公學校高等科一年(相當現在國一)就出外謀生，在糖廠工作兩年後，即開始傳奇性的事業生涯。
李天生的事業從跑單幫、走江湖做起。他買一些金屬工具和藥品，巡迴南北走賣；之後改做廢鐵買賣，獲利甚豐，生計也明顯改善。走江湖帶給他的另一大影響，是在途中廣交朋友，進而投入抗日運動。他先加入由同鄉侯朝宗主持的讀書會，繼而加入簡吉領導的台灣農民組合，也因此成為警察局的常客。一九二八年，李天生第一次坐政治牢，被關三個月；一九二九年農組「二一二大檢舉」前夕，他和丁雲霖掩護侯朝宗偷渡大陸。
一九三九年中日戰爭正酣，日本殖民當局對抗日分子強化監控和逮捕，具有濃厚民族意識的李天生決定投奔大陸，在大屠殺之後的南京城買賣廢鐵，並開始設廠煉鐵。太平洋戰爭後，日軍一度找上門，威脅利誘要他代製手榴彈，李天生寧願工廠被斷電，也不接這種殺人生意。戰後回台，李天生在高雄開設茂榮鐵工廠，業務大展，並從軋鋼延伸到煉鋼。
白色恐怖時期，簡吉曾在他鐵工廠的台北辦事處落腳寄居，由台北辦事處主任施宜臻接待，並曾出錢幫助簡吉。不料由於台共被全面破獲，簡吉被逮捕，李天生以「資匪罪」入獄。
簡吉在獄中得知李天生受他牽連而被捕，暗中請人傳話給他，表示他並未供出什麼與李天生相關的內情。言下之意是讓李天生安心，不要被偵訊人員誘騙，供出什麼來。這種情形常常發生，因為偵訊人員總是說誰已經出賣了你，若你不說出他的案情，責任由你一人來扛。有不少人因此被陷害了。
李天生在光復後好不容易做出一點生意規模，至此幾乎全部被沒收。所幸他的屬下褚鴻森（也是原農組幹部）非常好，為了保護他的財產，把鐵工廠分割為四大股份，只讓李天生的股份被沒收。由於政府不知道如何管理沒收的股份，後來也由他的屬下買回，無私的為他經營。李天生的鐵窗生活都在新店軍人監獄度過。他在獄中也沒閒著，一九五四年，獄方採納他的建議，在監獄空地建一所軋鋼工廠，讓受刑人學習工作技能，為監獄賺了不少錢。
1957年李天生出獄，他們已經把鐵工廠經營得非常成功，而且把財產全部還給他。李天生要把財產分給他們，但他們卻回答：「這本來就是你的，現在只是還給你。」這等危難中的義氣，是人間最難得的真情！而這些人都曾是農民組合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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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社會運動往往有這樣的特質：愈是壓迫愈嚴重，雙邊對如何對抗壓迫，就愈容易出現兩條路線的鬥爭。激進派認為，非直接反抗壓迫，不足以呈現殖民帝國的野蠻與暴力本質；非強化抗爭，不足以喚起民眾的覺醒。
溫和派認為，鬥爭可以有多種方法，過度激進，會嚇退生性溫和的農民，要帶領農民抗爭，這是沒有錯的，但可以走在合法的邊緣上，採取多種抗爭方法，可以更多樣，靜坐、聚集不散的人群、廟口的開講、流動的演說等，都可以實行，不必非發動群眾，包圍警察局，激烈衝突不可。
雙邊為了這種路線問題而爭執，是所有社會運動必然面對的課題。而為了強化內部的團結力量，為了凝聚向心力，統一思想，強化組織，以對抗外在野蠻的壓迫，是絕對必要的。所以，為求團結一致，最後只有內鬥分裂，清除出不合作的隊伍，整理出戰鬥的隊伍，這往往是必然的結局。
但內鬥有什麼結果？誰會勝利呢？從歷史經驗看，往往是激進的一邊獲勝。
為什麼？因為激進者的邏輯是最簡單易懂的。強烈的對立，極端的二分，讓是非黑白分明，將群眾作切割。群眾運動是無法訴諸理性的，它只需要清楚的敵我指引。在強大的壓迫下，人們更難以維持理性。人們期待思想絕對，行動單純，對抗意志堅強。
然而，歷史有時是非常弔詭的，因為溫和者，也不一定能獲勝。所有的鎮壓者、暴力國家機器不是以你合不合法，要不要守法為界定，而是你是不是屬於反抗者的一方。如果是，鎮壓當然會持續到最後。
一九四五年之後，日本殖民政府曾逐步公佈當時資料，一份機密文件指出，總督府曾擬定過對付台灣社會運動團體的辦法。簡言之：第一，加以分化，先打擊激進派，扶植穩健派。打擊文協左派，扶植文協右派（即台灣民眾黨）。使之分裂，取締左派活動，容許右派活動。二者互相猜忌，民眾黨被罵走狗，雙方無法合作。第二，取締左派，讓其幹部或入獄或流亡，至其消亡後，再來取締右派。
總之是以二分法，將所有團體切割，打擊激進，扶植穩健；等到一階段結束，再將現存團體分為激進穩健，繼續分化打擊。最後所有團體零細化，就消滅了。
以「後之視昔」的角度看，這確實是一著狠棋。日據時代，從文化協會到農組，都被分化打擊，最後在暴力國家機器的鎮壓下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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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秋天以後，因第二次中壢事件被捕許多人，更需要可以傳播農組訊息的管道。但每一次農組要發行油印的機關報《情報》時，敵人都會知道。有人開始懷疑，農組內部一定有內奸。因此《情報》的事，就決定由專人負責，他人不得過問。自此，《情報》的工作就由簡吉在台中農組本部選稿、刻腊紙，然後由蔡財（一個在農組本部幫忙的貧困農民）把刻好的腊紙送出去油印，印好直接在外面寄發到各地。這個辦法實行後，《情報》的就不再洩漏出去了。
根據楊克煌的回憶，這一年冬天以後，因蔡財有其它任務，加上他的身份也暴露了，簡吉就叫楊克煌代替阿財，執行《情報》的發行連絡工作。楊克煌每個月到農組本部一次，去向簡吉拿刻好的腊紙，帶到台中商業學校北面，靠中豐公路的一個農民家裡，一進屋子，就看見簡娥已經在那裡。他把腊紙交給她，她告訴楊克煌第二天可以印好，再來取。第二天，楊克煌把印好的《情報》帶回去郵寄到各地，也帶幾份回農組本部。這個工作，一直做到一九二九年的「二一二事件」大逮捕為止。
據謝雪紅說，當時農組本部到底有沒有內奸的問題，是直到日本投降後，聽當年特務說了，才查清楚。原來日本特務是從同一棟房子的隔壁間二樓天花板上，走過來農組本部這邊偷聽的，不是由於內奸。但由此也可以想見當時的壓力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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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三月十五日，日本已經對左翼運動採取壓縮政策，進行全面取締。史稱「三一五事件」。包括日本共產黨、日本勞動農民組合等，各地的支部或總部遭到取締，或逮捕，或宣佈非法，進行全面鎮壓。
作為台灣的同盟者，台灣農民組合宣佈要加以聲援，各地進行集會抗議，並召喚農民來參與。
但日本鎮壓已經從日本擴散到台灣，展開全面的壓制。
日警採取緊迫盯人的跟蹤，讓一般民眾對農民組合帶有恐懼，不敢加入；持續的壓力，讓農組難以擴展行動。
 
這時，簡吉在台中農組本部負擔起調度指揮的任務。他一方面要為油印的刊物撰稿、發動群眾，又要煩惱組合員要去聲援的經費問題，一個人實在忙不過來，於是請謝雪紅來協助募款。
為此謝雪紅在李喬松（農組大屯支部負責人之一）的引介下，到台中霧峰拜訪林幼春，也去看了林楓（中部的地主，思想較開明）。通過她的拜訪，農組的人再去募款，相對較容易一些。這是一方面由於她是革命的女性，在台灣社會，不免令人好奇注目，但更重要的是她赴蘇聯留學的資歷，讓所有人刮目相看。畢竟，在當時的台灣，能赴日本留學已經是難得的事，更不必說赴歐洲留學，得花多大的金錢。而赴蘇聯──革命者聖地，那更是一種不敢想像的夢。如今，這樣的傳奇，卻讓一個台中地方上的小小養女做到了。人們的敬重，更多是來自這一則傳奇。可以想見，當時文化協會等左傾團體中的文化人，看到自蘇聯歸來的謝雪紅，是如何的感受！
利用為農組募款的機會，謝雪紅幾乎認識了所有農組最重要的幹部。包括二林事件的醫生李應章，員林的醫生林糊，以及趙港、楊春松等等。趙港與簡吉交情莫逆，情同兄弟。他也對謝雪紅全力照應。
 
趙港是大肚地方農組支部的負責人，為人非常熱情。他介紹了農組的重要幹部和謝雪紅認識。其中就有一個單純善良的農民蔡X溪。大家叫他「溪仔兄」，因為為人正直，地方上威信很高。謝雪紅也沒料到，二十年後的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時，為她在台灣的逃亡作最後掩護，藏匿得最久的地方，竟然是這位「溪仔兄」位在大肚溪邊的工寮。
她也拜訪過葉陶，這時葉陶在旗後小學教書，她也去簡娥的家「高雄旅館」找她。可惜簡娥太活躍，不知道跑去哪裡了。後來，她終究發展了簡娥的關係，介紹簡娥加入台灣共產黨。
 
 透過簡吉，透過為農民組合募款的活動，謝雪紅認識了台灣文化運動、農民運動最活躍、最重要的領導者。這對她建立起自己的人脈，發展共產黨的基礎，起了關鍵的作用。這也是為什麼當二二八起來時，她可以在台中發動群眾，化為武裝鬥爭，動員農村青年參與武裝起義，後來又得以在農組會員的幫助下順利逃亡的原因。這是一般知識份子所沒有的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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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五月，謝雪紅被日本政府由上海押解回台灣。押回的次日，《台灣日日新報》登出一則暗示的消息：「在對岸（指中國大陸）逮捕一個『摩登女郎』，被押解回台了。」就這樣，許多人悄悄傳說著：「謝雪紅回來了。」
六月初她被釋放出獄。過不久，蔣渭水去她居住的旅舍探望，並且陪著她從台北坐車回台中看望家人，兩人在車上詳細的談了台灣的情勢。謝雪紅認為蔣渭水是為了爭取她而這麼做的。過幾天，台共的中央委員林日高來台中看她，決定因林木順無法回台，謝雪紅補為正式中央委員。
謝雪紅是一個企圖心非常強的人，她認為既然要回台灣發展共產主義革命，就得依照最初的政治大綱行事。而工農群眾路線，從來就是共產黨的方針。但她並無群眾基礎，最好的辦法，就是由農民組合與文化協會開始。六月下旬，為了便於同農民組合和文化協會接觸，她在台中公園附近大正町租了一棟日本式宿舍。此時台灣小小的文化圈子，早已傳開了謝雪紅歸來的消息。
過不久，農民組合的幹部，簡吉、趙港、楊春松、楊克培就相繼去拜訪她，和她認識，並介紹農民運動的情況，聽取她的意見。
當時正是農民組合最活躍的時期。全台各地有二十七個地方支部，會員兩萬四千多人。由於各地抗爭激烈，農組缺少幹部，不能應付形勢的需要，簡吉、趙港就向謝雪紅談起這個問題，並提議辦一個青年幹部訓練班。謝雪紅當即積極表示支持。因為這是培養青年幹部，作思想訓練的好機會。
 
謝雪紅也極力參與農民組合的內部會議。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起四天，在台中農民組合本部事務所召開中央委員會，決議為新設的青年部與婦女部，舉辦聯合研究會，以期培養鬥士；而強化青年部與婦女部，以利組合運動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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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六月，台中火車站附近有一處名為「石頭灘仔」的地方，有一個十八歲的養女，帶著無限依戀的眼神，環視著自己殘破而小的居處，那樣寒酸，一無所有。她什麼都沒有帶上，只穿著布做的夾腳拖鞋，從後門走出去，踉踉蹌蹌的走上夜路，走向石頭灘附近，一處鐵橋的石頭路。不知道是不是腳步太愴惶，她的夾腳拖鞋的布帶子斷了。她也不管，就光著腳，踩在石頭路上，不管腳底有多刺痛，繼續向著夜的鐵橋行去。
她躲在暗暗的雜草叢裡，等待南下的最後一班夜行列車。
她想到自己苦命的一生，從小家庭困苦，父母親養不起她，負了債，就只好把她賣給人家當養女。養家的主人刻薄虐待，三飢兩餓的過日子，做苦工，還時時毆打，甚至用牙齒撕咬得她皮開肉綻。她不知道自己這一生還有什麼可盼望的，只能想著，或許像她的一個親戚，自殺了，也是一種解脫。而石頭灘仔這一帶的火車鐵橋，曾有幾次臥軌自殺的記錄，前不久，才有一個妓女因為不堪欺淩，臥軌自殺了。
夜色茫茫中，她想，就這樣解脫了罷。
然而她的耳中聽到有人在呼喚她的名字，有人提著小小的電火石燈，在暗黑中尋找，有人呼喊著：「啊，她的拖鞋在這裡，她就在這附近了…。」
人們找到她的時候，她全身顫抖，臉色慘白，伏在鐵軌邊上，無聲哭泣。此時，她等待的那一班夜行列車，帶著強大的風，轟轟然從她的身邊駛過。
人們把失了神魂的她帶去另一個姐妹的家，勸她一定要活下來，活下來才有希望啊。
她沒有死。她帶著從死神邊上走過，連死都無所懼的勇氣，走向自己冒險的人生。她曾被包養成為姨太太，掙脫養女的命運，離開了台灣。她和包養她的男人在大陸旅行，有一次看見一列遊行的隊伍走過，衝突過後的雪地上，留下一道鮮紅的血痕。她決定，為自己取名叫「謝雪紅」。後來她學習裁縫，成為獨立自姪的女性，思想開始轉變。1925年，和林木順一起到莫斯科東方大學讀書。
 
1918年沒有死的那個小養女，十年之後。再度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
1928年4月25日，上海。天濛濛亮的時候，有人從後門敲門，謝雪紅驚覺不對勁，從窗子向外看到有幾輛車子停在馬路上。
「敵人把我們包圍了！」她轉頭對其它人說。
她的共產黨同志楊金泉去查看另一個房間，回來說：「敵人把我們包圍了，……林木順已經逃跑了。」
謝雪紅聽到林木順逃脫，心裡稍微放下心。林木順和她一起於一九二五年赴莫斯科東方大學讀書，接受蘇聯的革命理論與武裝訓練，一起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在日本共產黨的指導下，回上海組織台灣共產黨，準備以後回台灣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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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屋貞雄的指導下，農民組合展開相關鬥爭，包括：耕作權的確認，爭取生產物管理權，號召各地支部召開反對種作物扣押與入內禁止的大會，反對土地放領等。
這些鬥爭的根源，是由於當時土地關係為佃農制。地主年年提高田租，假如佃農不答應其要求，即採取「種作物扣押與入內禁止」的處分。所謂「種作物扣押」就是佃農遲交田租時，為了強制執行，或執行假扣押處分，以水田尚未成熟的稻子為扣押標的。而「入內禁止」則是依據假扣押處分，不准佃農走進其耕地。這是地主最常常採取的手段。所以號召鬥爭，實際上是爭取佃農與地主談判的條件。但即使如此，也受到殖民政府的鎮壓。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為了抗議警方對農民組合取締為不當，簡吉、趙港、張行等九人前往總督府提出求見總督，由平島秘書接見，接受抗議書。當夜，農組就在大稻埕文化講座召開了總督府訪問經過報告的大演講會，以期擴大聲勢。
給總督府的抗議書內容中，列了日本殖民政府「狂暴彈壓」的十五點證據，從中可以看出當時農民組合運動的展開，是處於多大的壓力之下。
 
日本殖民政府不斷以各種手段，彈壓農民運動，從中止演講、檢束到威脅利誘，無所不用其極。
所謂的「檢束」是指警察有權把人關在警察局裡，其權限是二十天，不必送法院，不列入前科。另有一種「拘留」，是指警察把人關在警察局裡，權限為二十九天，列入前科。超過這個限期，須移送法院（即戲劇中常見的言「拘留二九天」的由來）。警方除了這種課以自由心證的刑罰以外，還可以罰款，稱為「科料」，其金額以二十圓為限。日據時期，警方常以「拘留二十九天」的自由刑，在警察局內任其刑求、虐待、侮辱，讓許多人聞之喪膽。許多平日是地方備受敬重的士紳、地主，碰到警官一樣低聲下氣，一點尊嚴也沒有，深恐被找麻煩，原因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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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期全台灣各地的「一中」或「一女」，都是以日本學生為主，而台灣學生則屈居在二中。唯一的例外是台中一中。當時是由台中地方士紳、大地主等率先要求總督府設立第一中學，以建立地方教育基礎。後來日本總督府設立日本人讀的中學時，本欲取名「台中第一中學」，而讓原來的一中退居「二中」，但因台中當地士紳集體強烈反對，總督府不得已乃退居二中。這是全台唯一的例外。台中一中素有反抗傳統，自此而起。
發生於一九二七年的事件，則是起因於寄住在學生宿舍的五年級（相當於現在高二）學生，以廚夫態度過於嚴格為由，要求舍監將他罷免。並由各宿舍的室長做代表，於五月四日向舍監請求。但學校方面拒絕學生的要求，訓戒後令其退下。
幾天後的八日晚上，不滿的寄宿學生在熄燈時刻前，把校內的燈全部熄滅後，向舍監室投進大小不一的大量爆竹。舍監室頓時化為戰場。
校方憤怒異常，全面調查是何人所為。但全部學生一起團結守密，校方無法突破，決定命令五十幾個五年級學生「退寮」（即退出宿舍）。有趣的是：校方為此事召開家長會時，文化協會幹部張信義、農民組合幹部趙港、廣東革命青年團張深切（無政府主義者）以家長身份出席，逼校方明示對學生的處分方法，家長會一時陷入混亂。而寄宿學生則聚集在家長會場外的庭院裡聲援，校方一時也無法宣告學生「退寮」。校方只有在會後對五年級學生全體重新命令退寮。但文化協會張信義等認為不當，向校長追問，也向教育課長抗議。張深切則面會寮生，鼓動大家同盟不退寮。到五月十三日，所有二年級以上的寮生（寄宿生）全部離校回家，導致同盟的罷課。
其後，台中一中畢業生出面聲援，作成「全體學生的完全復校為正當」的決議，向內務部長提出，但遭到拒絕受理。而文化協會、東京台灣青年會也來電聲援，情勢日益複雜。校方為了快刀斬亂麻，於五月二十五日針對與文化協會無關的家長使出對策，將五年級學生十名予以勒令退學，其餘學生則經由家長使之逐漸回校而初步平靜。但回校後的學生仍時常鬧事，例如破壞舍監室門扉，向舍監室投擲橡皮球、墨水瓶、石頭、木片等，破壞舍監門窗。到六月中，校方共處分開除了二十六名學生，才慢慢平息。
整個事件的過程，簡吉相當了解。他的「革命戰友」趙港、文化協會幹部張信義和廣東革命青年團的張深切等人以家長身份，共同參與了學生與校方的鬥爭，但學生卻一一被開除，因而他極為憤怒的寫下了<大同團結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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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日本殖民政府鬥爭，台灣農民不能只關起門來自己反抗，而是要學習其它地方的農民運動經驗，和其它國家的殖民地反抗理論與實務。對台灣農民來說，他們生活太貧困，知識能力太少，更沒有機會讀書學習。此時，唯有靠簡吉、趙港這樣知識份子，才能打開知識之窗，開啟下一個階段社會運動的道路。
在農民運動的抗爭經驗裡，「台灣農民組合」的成立，只是完成了初步的組織工作，對簡吉來說，下一個階段如何繼續下去，讓農民運動延續生命力，才是一個最困難的課題。
擺在眼前的課題是：如果農民的反抗，永遠沒有結果；如果日本殖民政府的壓迫，永遠有效；如果農民人微力弱，反抗只會帶來更嚴重的鎮壓；如果農民組合不能帶領農民反抗，並在反抗中得到一部份的勝利，為農民爭得權益，則農民組合會逐漸冰消土崩，一步步被殖民地政府瓦解掉。
但如果要繼續抗爭，台灣農民首先必須打破現在的孤立處境。因為，台灣總督府對農民的鎮壓，是採取「關起門來打狗」的方式，讓他們有苦無處說。農民組合，要打出一道缺口。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簡吉和趙港決定，直接到帝都東京去，一起赴東京，參加了日本農民組合第六回大會。他們直接拜訪首相、農相、議員等人，向帝國議會請願。但沒有人接受。只有議員清瀨一郎於三月十二日向眾議院提出請願書。
雖因政府官員不出席，未獲得任何結果。然而，這一次日本行，不僅目睹了日本風起雲湧的農民運動，同時拜訪日本農組與勞農黨，與日本左翼團體建立結盟關係。日本社會運動健將十三人包括布施辰治、古屋貞雄等人，都允諾擔任台灣農民組合的顧問。
 
簡吉和趙港的日本行，打破了台灣農民組合的孤立，和日本農民組合變成革命同盟軍，為下一個階段農民革命，奠定良好的外部支持基礎。
 
謝春木在《台灣人的要求》一書中指出：台灣農民組合受日本農組影響不小，尤其簡吉、趙港在日本，學習到不少日本的鬥爭手法，如：排除使用陳情請願這種溫和手段，而採取直接與地主交涉談判，拒繳租金，隱藏已收割的稻作，竊回被扣押的物品，設立假債權等等。簡吉與趙港到處演講《日本農民運動》、《日本農民組合》等為題提供日本鬥爭經驗，讓1927至1928年的農民運動，邁向新的高峰。
這一趟行程，也讓簡吉認識了日本律師古屋貞雄。
 
古屋貞雄也是一個農民的孩子，他是如何開始成為日本「自由法曹團」的律師呢？由於他對台灣農民運動貢獻，他的故事值得被好好介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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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流回憶當年的農民抗爭，大家一起去日本警察局抗爭：
「張行顧慮路途遙遠，便叫老弱者先回去睡覺，留下約一百多人去麻豆包圍曾文郡役所，到麻豆已經十二點多，半夜裡突然去了那麼多下營農組的人，不但使曾文郡役所上下大為驚慌，也驚動了麻豆街上還沒睡的居民。麻豆也有農組的組員，均趕來助威，人潮越聚越多，把曾文郡役所團團圍住，結果郡守和警察只好讓步，把抓去的四人放出來；一行人等回到下營，還在廟前下營派出所門口放鞭炮。
來回走那麼遠的路，好些人腳底都起了水泡，有幾個外地農組和文化協會的人趕來聲援，他們都是斯文的留學生，穿皮鞋的腳都磨起了水泡，跛著腳走不動。有兩個女的，一位叫玉蘭，一位是葉陶，她們脫下皮鞋拎著走，而被赤腳的農夫開玩笑說：「我們種田的赤腳漢比讀書人的腳勇！」（見韓嘉玲《播種集》）
葉陶，就是當時被稱為「土匪婆」的農運女戰士。因為參加農民運動，她與另一位農民運動的年輕人楊貴談戀愛。楊貴，就是後來著名的作家楊逵。
 
回到當時時空，一個交通極端不方便，只有火車、公共汽車、自行車和徒步的時代，簡吉和農民組合的幹部，竟可以在經費困難、交通不便、日本憲警到處搜捕的條件下，籌組起全台灣農民組合的組織，全島二十七個支部，會員達到二萬四千人，這只能說明當時日本式政府的壓迫是如何全面，而簡吉和農民運動者的對抗意志力，是何等驚人！
 
根據當時參與農組的周甜梅（她與後來擔任過嘉義市長的張許世賢是同學，許世賢是台南第二高女第一屆，她是第四屆。許世賢的女兒張博雅，後來是她的媳婦，她在二○○四年受訪時，已經高齡九十五歲）回憶，當時簡吉都是騎著腳踏車，從高雄鳳山來到屏東市，再以屏東市的一處農組的辦公室為中心，到附近的農村如萬丹、萬巒一帶去演講辦活動。
當時的農民還是非常恐懼日本政府的高壓統治，除了土地被日本政府侵害才起來反抗的人之外，大部份農民不太敢出來參加演講。反而農村的年輕人比較有勇氣，願意來參加。
在屏東的日子裡，簡吉常常白天出去，晚上才回來農組辦公室休息。次日一早，又出門去了。簡吉的交通工具就一輛腳踏車，在農村的牛車路上奔走，從屏東到另一個村子，一次來回就是十幾二十公里，中間又要演講，為農民排難解紛，處理爭議，其辛苦不難想見。但簡吉卻是以此為職志，日復一日，在路上奔走！
當年屏東農組的辦公室就在周甜梅家對面，她先生和簡吉感情很好，簡吉來屏東，就住在農組辦公室裡，常常會過來喝茶聊天。有時從農村回來，累了一天，會順道過來打個招呼，喝杯水，說兩句話，再回去休息。周甜梅夫婦都欽佩簡吉，他們知道當年的老師，可以戴上象徵榮譽的官帽，還可以佩帶一把劍。在農村，那是一種地位，一種權力的象徵，簡吉卻拋下了「權力之劍」，帶上他的小提琴，在農村流浪奔走。
周甜梅記憶最深的是，有一天夜晚，周甜梅夫婦看簡吉勞忙了一天，風塵僕僕回來，直嚷著累得要死，想好好休息。不料他一回到農民組合辦事處，就傳來小提琴的樂音。她和丈夫訝異的去探望說：「你不是說累得要死了，怎麼還在那裡『鋸呀鋸的，『鋸』個不停呢？」
簡吉也笑了，說：「你們不知道呀，我要是不這樣鋸呀鋸的，才真正會死呢。」
他是一個愛音樂，愛小提琴的人，彷彿這音樂才是他心靈最大的安慰。
 
塵土飛揚的牛車路、貧困而荒涼的農村，無告的被壓榨的農民、粗礪的食物、彷彿永遠踩不完的腳踏車之路，簡吉奔波演講，組織起台灣農民第一次的反抗運動。
這是革命者的外在生活。但社會運動者的內心深處，那最細緻而幽微的人性裡，是一個人的音樂之愛。
然而，從更深層來看，這音樂之愛和對農民之愛，外在形式雖然如此不同，然而，在本質上，去卻是同一種生命氣質。它更像是鏡子的兩面，映出簡吉的內在靈魂。
革命者的情懷，就像切．革瓦拉，他的書包裡，有一本筆記本，寫著他喜歡的詩，那是他自己從詩集裡抄錄下來的。革命者 的愛，更近乎藝術家，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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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初，台灣農村的社會運動是什麼樣子呢？
 那風起雲湧的群眾運動現場，以及從事社會運動的人，是什麼形象呢？
 過去我們總是看見那些理論的描述，例如說《日本總督府警察沿革誌》會寫有多少人聚集，現場發生衝突等，但很少有現場的描述。
也就是我們好希望看見那真實的現場感。
但現場感要去那裡找呢？不是歷史書。因為我們的歷史寫得太簡略，太理論化，早已失去司馬遷寫《史記》的文學性與現場感。真正的歷史現場，要看回憶錄、日記、訪談錄等等。所以我寫台灣史的時候，花最多時間在閱讀的，便是這種日記，回憶錄。那才是現場的見證。
現場的見證，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有些虛構的歷史，無所遁形。像福爾摩斯偵探片說的：真相，藏在細節裡。
 
 我想，在台灣戲劇的故事裡，朋友應該可以看到我講台灣史的特色。那就是充滿現場感，也就是像報導文學一般，讓我們的聽眾彷彿親臨現場。所以我會敘述戲院的樣子，演員的訓練、戲院裡賣零食的場景。這些都是從作家的回憶錄、日記裡面找來的。
  今天，我想帶朋友們去日本時代，1920年代，也就是距離今天一百年前，那時候的農民過什麼樣的生活，農民運動的領導者是怎麼到每一個鄉下地方，去走鄉串鎮，把分散的農民，平時保守而怕事的農民，團結起來的。
 我們先來聽一聽，農民運動領袖簡吉，是如何在農村奔波的……。
 
農民組合的演講現場如何呢？洪水流有非常鮮活的回憶：(見韓嘉玲的《播種集》）
 
阿貴和我是鄰居，他大我三歲，當時已經畢業一年多，以前還沒有畢業時，我們每天都是一起上學。有一天晚上，我們一起去聽演講，廟前人山人海，演講台前後都站滿了人，我人太矮小，在人叢中鑽來鑽去，什麼也看不見，後來鑽到一個同學父親開的店前廊下，和那位同學站在長板凳上，才看見講台。演講台中央有一張桌子，有個人站在桌前演講，右邊也有一張桌子，戴金黃色帽子的臨監官和通譯官，及三名記錄警官坐在那兒。那時我還是個孩子，為了好奇湊熱鬧，頭一次去聽演講，並不注意演講人說了什麼，只聽到大家頻頻鼓掌。當時還沒有電燈設備，講台點著電土（乙炔石）火，四周昏黑一片。在黑暗中忽而會有手電筒的閃光這裡那裡的閃著，我聽到旁邊的人說舉手電筒的是日本警察，他們在照認誰去參加演講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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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簡吉留下的少數幾張照片裡，有一張是和布施辰治、李應章、謝春木等人的合照。照片中人都衣著整齊，神色安定。有一種革命同志一起奮鬥的精神。另有一張照片恰恰形成強烈的對比。
那是和李應章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午後十時所照的，上面的說明文字特地註明：「二林農村演講被檢束記念攝影」。那應該是簡吉應邀到二林演講，被日本警察制止檢束後，於夜間所照。照片裡，簡吉戴著一頂帽子，上身著西裝背心，寬鬆的長褲，皮鞋上沾滿灰塵，雙手放在背後，整個人看起來風塵僕僕，面色嚴肅，彷彿還在抗議著被檢束。而李應章則身著長類似醫生的長白袍，彷彿剛剛從醫師的診療室走出來，來不及換好衣服，就衝去和簡吉演講似的。他雙手插腰，目光直視，唇角下抿，非常不馴的憤怒著。
在他們的身上，在塵土飛揚的農村奔波演講的辛勞，不斷和日本警察的檢束抗爭的憤怒，在眼神中，如實的保留了下來。一個時代的兩個知識份子，為農民並肩作戰的情義，彷彿超越時空，見證了一個時代，最有尊嚴的容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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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簡吉奔走的地方，簡直到了驚人的地步。
他協助成立的農民組織，就有台中大甲農民組合、雲林虎尾農組支部、台南曾文農民組合、嘉義農組支部等。這樣的活動量和組織能力，在資訊發達的今日，或許不難。但在通訊困難，只能靠人面對面去連絡，而交通又極為不便，只有鐵路、少數的公車和腳踏車的當時，若不是有極大熱情，堅毅的體能和意志力，是無法支撐下去的。
 
《警察沿革誌》曾分析：
 
在全島各地反對將土地放領予退官人員的運動過程中，與日本農民組合、勞動農民黨建立了連繫，尤其為二林事件而來台辯護的麻生久、布施辰治的與啟發，逐漸走向左傾農民組合的形態，同時增強了結合為全島性的統一農民團體的機運。
 
有感於各地農民組合組織增多，有需要建立一個全島性的組織，來團結農民，聯合力量，交換經驗，共同抗爭，依據簡吉、趙港等的提議，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於鳳山召開「各地方農民組合幹部合同協議會」（合同，閩南語的意思即會合），討論此一問題。參加者有來自大甲、曾文、嘉義的代表共十人，由簡吉、黃石順提議設立「台灣農民組合」，結果無異議通過。
震撼日據時代台灣史的最大社會運動組織「台灣農民組合」，捲起大時代的風雷，宣告踏上歷史舞台！
 
曾在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因下營案而坐牢三十三年的洪水流先生，對童年時代所參與的農民組合運動，有非常鮮明的記憶。這也是現今留下來關於農民組合運動最完整的「現場報導」，那也是日據時期台灣農村最真實的寫照，值得細細去品味當時的情境。
 
大約是一九二六年，我唸小學四年級時，有一天下午三點放學回家，走到農民組合下營支部長張行的哥哥開設的雜貨店前，那裡已經聚集著四、五十人，正圍觀著插在店門口一面迎風飄揚的紅旗子，那旗子紅底上有一根甘蔗、一根禾稻，根莖交叉枝葉向上，兩邊彎成橢圓形，甘蔗枝幹一節節，蔗葉綠色，禾稻枝葉也是綠色，稻穗穀粒是金黃色的，甘蔗與禾稻的中間橢圓形裡面，是一把鋤頭和一支鐮刀，鋤頭柄和鐮刀柄也是交叉的，下面十個白字「台灣農民組合下營支部」。
公厝的門楣上掛一塊牌「台灣農民組合下營支部」。公厝有庭院，房子較大，前面是大馬路。下營支部遷到公厝時，組合員已經相當的多，下營差不多有半數的人都加入了，於是設立了青年部和婦女部，每晚七至十點，有好幾十個青年男女，也有老婦人，都聚在公厝學漢文及農民歌曲。漢文教的是平民課本及平民千字文課本，平民課本第一課是：「來來來，來讀書，來識字，不讀書，不識字，苦一世。」平民千字文課本有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像和傳略，也有中華民國國旗，是五色旗，青紅黃白黑，象徵滿漢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那些書有喚起民族覺醒的作用。
教唱的農民歌曲有七字四句的歌仔戲調，也有喚醒台灣民族覺醒的曲子，我記得有支曲子是<六月割稻>，歌詞為「六月割稻真辛苦，點點汗珠滴落土，田頭家啊快活收租，哎喲，哎喲……」平舖直述，言簡意駭，男女老少一聽即懂，人人隨學隨會，牽牛割草的牧童都會大聲的唱。
教讀漢文、教唱農民歌，經常被日本警察干涉，尤其是農民歌謠最為日警忌諱，一九三○年以後，農民組合雖遭壓制而被迫解散，但是只要有人唱農民歌曲，刑警就十分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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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八八風災發生後，我曾經去阿里山看災情，幫當地農民行銷茶葉。在嘉義梅山一帶，後來我決定走梅山的後山，那是一條比較難走的道路。繞山而行。從梅山繞到山邊，再繞到雲林古坑，再轉竹山。我想查看的是名叫「小梅基地」大概在什麼地方，地形如何。
當時開車所經過的地方，是橫跨日本統治初期的反抗，到農民運動，更延伸二二八事件的武裝基地，謝雪紅的逃亡路線等。這是歷史脈絡的重要線索。
 
有一件不能忽視的抗爭，是竹林事件。此事的重要性，在於它橫跨三十五年的反抗史。一九一二年的林杞埔事件，它是台灣農民武裝抗日運動的據點；一九二六年的竹林抗爭事件後，它是台灣農民組合運動時的地方支部；光復以後，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在國民政府軍隊鎮壓全台之際，反抗民眾更在此地成立了武裝基地，名為「台灣自治聯軍」，與埔里的「台灣民主聯軍」相呼應。張志忠是「自治聯軍」司令員，而簡吉則是政委，也就是「自治聯軍」的最高領導人。其後，這裡成了共產黨的重要支部，與鹿窟、阿里山等地一樣，是地下黨的武裝基地。白色恐怖肅清時，此地也成了「重災區」。
橫跨近四十年的歷史，貫穿了武裝抗日、農民運動、二二八、武裝鬥爭等，這是追索台灣史最重要的線索。但一切源頭，還得回到當年農民運動。因此，此處先由「林杞埔事件」和「竹林事件」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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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的「官有地拂下」政策則是促成農民進行串連，成立全台組織「台灣農民組合」的導火線。
所謂「官有地」實際上是農民早已耕作的土地。以大甲為例，它是二百五十多年前就由來台開墾的祖先從事耕作。清朝時期，政府承認其所有權，交付田契、契單等證件，令其繳付租稅。日本殖民台灣後，總督府予以調查，依舊承認其所有權，且予課稅。
 
但約於一八九七年、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二年的幾次大洪水，將土地沖走流失，致荒蕪一片。因此政府視之為荒地，免除了租金。原有的土地所有人為了重新開墾整理，千辛萬苦，建設堤防，種植草木，歷盡艱難，才在荒地上恢復耕種，成為良田。但這些所有人多次申請賦予所有權，政府卻以開墾不足為由，駁回申請，或者對申請不理不睬，毫無下文。
不料到了一九二五年，因「行政整理」，淘汰了許多官吏，日本總督府竟以「撫慰官吏，令其長住台灣，促進台灣人之啟發與內台人融洽，且開發未墾林野而策進工商繁榮」為理由，從農民手中奪取土地，給予退休官吏。農民被剝奪生存依據，向當地郡守陳情，但都沒有下文。此時文化協會在各地的演講中，不斷鼓勵農民起來抗爭，而農民組合，尤其是鳳山農組的抗爭成功，鼓舞了農民，各地陸續發生爭議事件。而簡吉則成為他們求助的最主要對象。簡吉也毫不保留的前往支持，作策略指導與演講，帶領他們起來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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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總是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日本殖民台灣，總的政策是資本主義化。土地整理，先登記，再清理隱田，開發山地林野，都帶來嚴重問題。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二林事件不到一個月之後，「鳳山小作人組合」就改名為「鳳山農民組合」，推簡吉為組合長。鳳山農民組合的成立和簡吉的加入，是台灣農民運動走向抗爭擴大化、組織化的轉捩點。
「鳳山農民組合」起源於陳中和新興會社要收回租佃給農民的土地，佃農一旦失去耕作土地，生活頓失依所，因而紛紛抗議。最初並無組織，後來在簡吉等人的指導下，農民團結起來　進行集體抗爭。鳳山農民組合協助當地農民向陳中和新興會社抗爭，協助談判，終於取得勝利，陳中和新興會社同意延後七年收回鳳山街的土地。
 
簡吉戴著眼鏡，被稱為「目鏡簡仔」。當時戴眼鏡的人很少。他戴近視眼鏡，身上揹一個公事包，穿一身灰色的西裝。奔波在牛車路上。
 
和二林事件相較，鳳山農組的勝利，是農民首度抗爭成功。這大大鼓舞了被壓迫的農民，各地農民紛紛邀請簡吉前去演講「鳳山經驗」。自此開始，簡吉由一個地方知識份子，一躍而為農民的新希望。只要有農民被壓迫的地方，他們就想到找簡吉和鳳山農組，請求協助。簡吉因此到處演講，鼓動人心。從一九二六年開始，鳳山農民組合組成演講隊，分赴農村演講，以期喚醒農民的抗爭意識，宣傳抗爭經驗。被壓迫的農民只是抗爭的乾柴，簡吉有如在農村到處點燃農民運動的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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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本是一個安靜的農村小鎮，在蔗農反抗林本源糖廠發生後，台灣文化協會特別於1925年4月19日，請林獻堂到二林舉辦演講，一時人山人海，盛況空前，民眾反應熱烈。此事促成了農民的政治覺醒。在文化協會的支持下，1925年6月，文協理事李應章在彰化二林成立「二林蔗農組合」，隨即開始向林糖交涉提高收購價格，也向北斗郡、台中州、總督府請願，但都沒有得到善意回應。
 
日本對台灣的殖民，採取所謂「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政策。更因為台灣氣候適合種植甘蔗，清朝時期台灣已為糖業生產基地，對台灣製糖的經營不遺餘力，訂定各種辦法，操縱蔗農，實施「採收區域制度」和「產糖獎勵法」，以榨取蔗農血汗。在這些制度下，蔗農所受的約制主要如下：
1.蔗農所種植甘蔗只能賣給規定的糖廠，不得越區販賣。
2.甘蔗收購價由廠方於每季甘蔗收成，製成糖於市場銷售後，才制定甘蔗收購價，蔗農不得有異議。
3.秤量甘蔗由廠方進行，蔗農無權參與。
4.種植甘蔗所需的肥料需向所屬糖廠購買，購買金額於收購價中扣除。
5.甘蔗採收由廠方僱工進行，工資由收購價中扣除。
在這種合約下，蔗價完全由糖廠片面決定，不能有異議，鄰近糖廠收購價比較高，也不得越區轉賣，肥料還要向糖廠購買，價格也完全由糖廠決定，秤量甘蔗時糖廠總是偷工減兩，蔗農也不得有異議。
 
蔗農長期受壓迫，不滿情緒早就漫延，出現激烈的反抗只是時間的問題，二林這個地方的特殊情況，正提供事件爆發的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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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農民運動起於彰化二林？因為這裡有一位醫生李應章。如果你還記得，他是和蔣渭水一起，在看到飛行員謝文達之後，決定籌組〈台灣文化協會〉的創始者之一。
醫學校畢業後，他回到彰化二林開業。
 
1921年3月，從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李應章在家鄉二林開設保安醫院。他的家族本為彰化的地主之家，再加上他成為一個鄉村醫生，在地方上更有信譽和威望。他帶著青年人的熱情，文化協會的理想，穿梭在鄉間小路，治人疾苦，傳揚理念，影響力愈來愈大。
這是他老家開設的診所。門楣上的扁額，診間的題字，看診的藤椅，簡單的醫療設施，都還有著濃濃的傳統農村建築的特色。
這一張圖很重要，是因為它顯示出一個台灣最早期的西醫，是如何開始在農村落地生根的。也就是，現代化的西醫如何被台灣農民接受的過程。西醫院的模樣，當然與中醫診所那種放滿了中藥櫃子、用小秤量中藥、飄著中藥氣味的場所不同，但相對也較乾淨明亮簡單。
因為一切醫療方法、吃藥方式不同，現代化的西醫如何被傳統農民接受，可能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過程。可惜留下的資料不多。
 
〈李應章的革命摩托車之旅〉
 
日據時期的台灣鄉村，交通非常不便利，農民上醫院看醫生，只有牛車、步行或自行車，如果身體還可以去醫院，就自己去。但病重了，總是有諸種不方便，因此發展出醫生騎摩托車到鄉下「出診」的文化。
那時的醫生總是提著一個大大的牛皮製醫療包，那裡面有常用藥品、針筒、注射器、點滴、外用消炎藥、小手術器具等等，所以體積不小。醫生要出診就把大醫療包綁在後座，輾轉到鄉下去看診。
但當時摩托車仍是非常稀少的交通工具，因此只要遠遠的，聽見摩托車引擎的聲音，鄉下的孩子就會高喊著：「醫生來了喲！」
李應章回到鄉村，非常摩登，買了摩托車代步出診，那模樣，還真像後來在中南美洲搞革命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1928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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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台灣農民運動，就不能不談台灣糖業。
 
當時有一句台灣俗語說：「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第二憨，吃煙吹風；第三憨，吃檳榔嘔紅」，即是明證。
另一句話是「兩個保正不到五十斤」。意思是說兩個保正（當時的里長），加起來的重量，不到三十公斤，可見苛扣欺騙之嚴重。
農民很無奈，因為政策向糖業公司傾斜。
荷蘭的《巴達維亞城日記》於1624年2月記載「蕭壠產甘蔗」，顯示臺灣平埔族可能最晚在14世紀時就已經知道種植及利用甘蔗。而清朝的《番社采風圖》的「糖廍」圖中人物以漢人為主，似乎製糖業技術為漢人所有，平埔族並未掌握製作蔗糖的技術。從荷蘭時代開始，殖民政府即鼓勵農民種植甘蔗，成為重要的經濟作物。在1650年前後，台灣每年砂糖輸出額多達七、八萬擔，約4800公噸，主要輸往日本。
種糖的農民，主要是福建人。至今台南人仍有愛吃甜的傳統。這個，得說有三百多年歷史啦！
台南的朋友們，可以很驕傲的說。
 
鄭成功時代，由於鄭軍有缺糧的問題，故鼓勵種稻，糖產量一度下降，後來劉國軒受命從福建輸入新種蔗苗，並且從泉、漳聘請製糖名師改良技術，臺灣糖年產量達到18,000公噸。
此一時期臺灣糖業的主要出口對象仍然是日本，藉此換取製造火器需要的銅鉛等金屬。鄭軍以此跟清廷打仗。
清朝統治之後，製糖業持續發展，糖廍主要集中於今天的臺南一帶。相較於荷蘭與明鄭對糖業採取政府掌控專賣的態度，清朝對於糖業的發展較為自由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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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簡吉的老照片，會有一種感動。
日本時代的小學教師，對孩子多麼重要。特別是對農村的孩子。
我媽媽的小學老師。一個女孩子怎麼可能上中學。女孩子以後就結婚生孩子，上學有什麼用？這是傳統台灣人的觀念。
所以，那時台灣女子上學很少。
 
簡吉師範學校畢業後，回到鳳山公學校教書。
唯一和他一樣年輕的老師，是一個台南市來的女教師，名叫陳何。她是獨生女，父母親在台南市區開店做生意，家庭富裕，對她特別照顧，不但讓她從小受教育，還允許她拋頭露面，到鳳山公學校來教書。由於受教育得早，當她開始教書的時候，晚讀的簡吉還是公學校的即將畢業的學生。
陳何等於是簡吉的老師，簡吉因此特別的敬重她。
 
從老照片來看，她長得眉清目秀，賢淑安靜。古文說的「小家碧玉」。她的相貌也是如此。五官是細緻而清秀的。在當時小學老師的合照裡，簡吉穿著制服，大盤帽，腰佩長劍，戴著眼鏡，長相斯文。而陳何嫻淑端莊，柔和安靜。
真是很「適配」的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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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只是因為「捨不得」。捨不得簡吉這樣偉大的靈魂，被埋藏在台灣史的角落，寂寞而少人知。我只是想安慰一個寂寞的逝者，為他留下一個簡單的傳記，喚醒這世間，曾有這樣一種純粹而美好的革命者的心靈。
然而隨著採訪與研究資料的逐步深入，我一點一滴進入簡吉的故事裡，一條線索一條線索的理清楚，拼湊簡吉生前的行跡，慢慢編織為一張粗具輪廓的網，才發現這是一篇被埋藏在地底的「大史詩」。那是台灣反抗運動史最精彩、最壯烈、最具有青春活力與土地生命力的社會運動。我感到震驚了！
震驚於自己的無知，震驚於台灣史怎麼可能這樣，隱藏一個偉大生命如此之久，震驚於歷史如此無情，讓他被台灣的政治鬥爭所掩埋。
 
國民黨，作為壓迫者，必然隱藏這一段歷史；民進黨，作為反對運動者，卻由於簡吉的「紅色革命家」的身份，也被民進黨有意忽略。整個歷史，隱藏在藍綠鬥爭的夾縫中。然而，我更震驚於歷史如此有情，竟讓簡吉在二二八時生下的孩子──簡明仁，在近六十年後，用一種稚子之情，追溯父親的軌跡，讓他的歷史慢慢浮現。
而我何其有幸，能用十幾年光陰，追尋這一段被掩埋的歷史，並且看到真正的「生命之光」。
不知有多少夜晚，我一邊翻閱史料，一邊反覆查看自己採訪的筆記，一邊嘆息：「啊！原來是這樣。」那些歷史謎團逐一解開。
 
像日據時期農民運動捲起二萬四千農民的參與，為什麼在光復他們沒了聲音？為什麼二二八之後，謝雪紅可以躲藏如此之久，還偷渡流亡？二二八軍隊鎮壓後，所有反抗運動就結束了？二二八之後，台灣人如何反抗？為什麼中共地下黨被查獲時，有一個山地委員會？是誰有這能耐，去組織了原住民？……
無數謎團，在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的歷史軌跡裡，終於找到答案。那是從日據時代以降，歷時數十年所形成的一條長遠的河流，一條壯闊的河流。那是由台灣農民所組成的共同記憶，台灣史中，被隱藏起來的「反抗地圖」。
 
在國民政府的白色恐怖鎮壓下，這一段結合農民運動與紅色革命的反抗史詩，被壓抑而無法伸張。在民進黨執政後，由於台獨反中路線，再加上他們延續了國民政府的反共意識形態，也刻意壓抑這一段歷史，而為台灣史研究者所忽略。
沒有簡吉與日據時期的農民運動史，沒有簡吉與農民組合為歷史脈絡的二二八事件，像被撕去「左半部」的書，怎麼看都無法完整起來。也因此，民進黨不斷說二二八沒有真相，其實是因為他們有意或無意的忽略了簡吉和台灣農民運動的歷史。
 
串起這一條反抗歷史脈胳的人，正是簡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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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在二二八過了二十三天後生下來的孩子簡明仁，大學畢業後，赴美國加州柏克萊(Berkeley)大學讀書。在美國這一段時間，他悄悄的尋找自己父親──簡吉的歷史行跡。他的父親在他四歲的時候，就以中共地下黨的罪名，遭到槍決。他的母親很少願意談及父親，一來是戒嚴時代，他父親是政治犯，提起他的名字本來就是禁忌；二來是如果孩子因為父親之死關注政治，心懷怨恨，開始有反抗的思想，採取行動，會帶來不測的後果。她寧可讓孩子不知道父親的過往，也不願意孩子重蹈簡吉的覆轍。即使在家中，簡吉也只是謎一般的名字，不能提起的禁忌。
他到了美國，卻感受到不同的社會氛圍。特別是在1971年的柏克萊，正是美國學生運動的大本營，雖然學生運動的高潮已過，但校園裡還有幾面建築的大玻璃被學生打破，尚未修復；校園裡貼滿了反戰的標語，下課時間的校園廣場，還有人聚集演講反戰與黑人民權運動。也正是在美國，他從校園的圖書館開始尋找父親生前的足跡。然而，那些歷史被掩埋太久，彷彿無法理清。
在柏克萊大學，他認識了王雪齡。因志趣相投，相戀相愛。學業完成後，簡明仁要留在美國教書，於是論及婚嫁。依古禮，母親要去王永慶家提親。王永慶不僅知道簡吉，還敬佩他為農民做了很多事。
 
能想像這樣的情節嗎？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農民運動家、共產黨人的兒子，生於二二八之後，由母親自己剪斷臍帶生下來的孩子，長大後出國讀書，娶了大企業家王永慶的女兒。
 
這是比傳奇更傳奇的真實歷史。
 
不斷追尋父親生命史的簡明仁，為了還原歷史真相，從2004年開始舉辦〈漫漫牛車路──簡吉與台灣農民組合運動〉圖片展，在全省幾個地方展出。2009年，隨著楊渡《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一書的出版，更擴大規模，聯手到各大學舉辦圖片展覽與巡迴講座，到2017年為止，共舉辦了六十幾場展覽與講座，感動了許多未曾聽聞過這段歷史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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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幾乎是世界性左翼運動風起雲湧的大時代。
台灣受到影響是必然的。因為，台灣既然是被日本帝國主義所壓迫，反抗的力量，必然要走向反帝國主義，而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最強烈的，當然是社會主義。所以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是沒有自由主義思潮的。因為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思產物，那是資產階級的思想。而既然要反抗帝國主義，當然是走向社會主義思想。
影響所及，1920年代開始的文化啟蒙運動，也就是文化協會，在遭遇到日本吹過來的左翼運動風潮的時候，就因激進革命路線與原本溫和的文化啟蒙運動路線不同，鬧意見分歧，最後分裂了。
另一方面，台灣農民運動則在1926年與日本左翼的勞動農民黨，與日本農民組合合作。吸收他們的經驗，日本甚至師來為台灣農民打官司。到了1928年，台灣共產黨成立，農民運動即與剛成立台灣共產黨結合，與謝雪紅合作，走向激進反抗路線。
這一條左翼運動的路線，從1926年開始，一直延續到1930年，日本軍國主義抬頭，在日本首先大逮捕日本共產黨，又在台灣逮捕台灣共產黨和農民組合的幹部，最後，激進運動的人如謝雪紅、簡吉等領導者都入獄。社會運動的反抗時代就沉寂了。
即使如此，1942年左右被逮補者都陸續出獄後，因戰爭時期的軍事統治，高度壓制，沒有活動空間。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台灣在國軍還沒有來接收之前，陷入大混亂。幸而有早年這些左翼運動的反抗者，受到民眾擁戴，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名義，出來主持各地社會治安，才維護台灣安定。
可惜後來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大逮捕，使得台灣左翼運動者幾乎被逮捕或流亡殆盡。台灣左翼傳統在三十八年的戒嚴下，再無活動空間。書被查禁，甚至思想也可變成犯罪，因此台灣失去了左翼的思想。
長期以來，台灣只有右翼思維。這也就是為什麼民進黨雖然是反抗者，但他們的思想，仍是繼承蔣介石的反共抗俄路線，毫無差別。
 
我特別想講這一段歷史，是得台灣需要補課。補那一段被消失的左翼運動史。補台灣被消失的左眼。我希望這一段真實的台灣史，讓我們重新看見台灣的英雄人物，看見他們的歷史，看見他們的人格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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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如果沒有雙眼，走路會失去平衡。雙眼的作用，才能使世界立體起來，感覺到距離、遠近，否則世界是二維空間，是平面的。
就像球員，如果只有一隻眼睛，是無法接球的。因為他無法判斷球的距離，在一瞬間何時該合上手套，何時接得住球，都無由判斷。
一個社會，如果只有一隻眼睛，它的視線是平面的，他見到的世界也變成平面的，只有二維空間，看不到這個立體的世界。看不到立體的真實，就會失去距離感與平衡感。社會內部一定會出問題。就像人會跌撞撞，社會也會不斷發生失衡衝突。
事實上，台灣一直與全世界的各種風潮連結。這是由於台灣處於東亞轉運的節點上。台灣是作為與大陸連結的窗口。
從大航海時代開始，就與東亞文明、歐洲市場緊密結合。而明清時期，列強也從未遺忘台灣這個東亞轉運中心。等到日本統治時代，歐洲文明通過日本轉入台灣。當時日本的主要潮流正是「脫亞入歐」，是以學習的對象都是歐洲，包括教育，學的是英國、德國，建築學的是歐式的複合體。
總統府、台大醫院，各地的縣市政府、火車站等日本時代的建築都是。而思想上，日本也受到歐洲思想潮流的影響。當歐洲在資本主義發達後，發生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潮，以及更激進的共產主義思想，並從思想轉向行動，轉向激進的革命，日本也不例外。
1920年代，由於蘇聯革命成功，激起了世界左翼革命的浪潮。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成立，孫中山將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實行「聯俄容共」政策；日本的左翼運動崛起，工農社會運動勃興；影響所及，台灣文化協會也激進化，向左轉，台灣共產黨成立，農民運動也左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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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賢二十三歲，而連雅堂已經五十歲，兩人相差了二十七歲，連雅堂卻壯心如青年，支持這個年輕人的戲劇活動。張維賢和日本無政府主義者結盟，發行雜誌，又和勞工團體結盟，鼓勵抗爭。因此招致日警的注意，7月14日，對孤魂聯盟展開大搜索，許多文書被沒收。張維賢因無犯罪證據而釋放，但孤魂聯盟也無形中宣告解散，一心追求戲劇藝術的他決定赴日本築地小劇場進修，學習表演藝術。
連雅堂在張維賢要離開時，特地送他一本談無政府主義的書。
這是連雅堂未曾被看見的一面。因為寫《台灣通史》，編《台灣詩乘》而有深厚古文功底的他，一直被視為是傳統文人，卻不知他思想如此開明，如此貼近年輕的反抗之心。
兩年後，張維賢從日本學成歸來，他和「台灣勞働互助社」的無政府主義者合作，組成〈民烽演劇研究會〉，決定招募演員，為訓練他們的藝術素養，他為演員開了音樂、戲劇、表演、文學等課程。最有意思的是，他請連雅堂來開課，講授「台灣語研究」。而連雅堂也很妙，藉由這個課程，一邊研究台灣語，一邊將台語與中國古典文學連結起來，開啟了台語詞源研究的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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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曾寫過《有溫度的台灣史》一書，和幾本相關的傳記、戲劇史等，所閱讀的資料不計，僅是為了讓一段歷史鮮活起來，而親自踏查海港、山巔、荒塜、小村，為了尋找一個真相，而遍搜好幾個人的傳記、日記、筆記等，為了書寫歷史場景而儘量尋找舊照片以為印證，那種種辛勤勞苦，以及追尋過程的喜悅，唯有內心知曉，萬般心事，真難以為外人道。
 
所以我可以遙想，當連雅堂寫完《台灣通史》，深夜掩卷，獨自面對寂靜天地，面對故鄉的一抹青山，想著自己所書寫的青史，所敘述的悠悠先民，如今仍在異族統治下，而自己所能做的，只是留下歷史記憶長卷，那心境，是何其深沈而又複雜！這八首詩，正是這既壯闊又曲折的心情。
  
他稱自己書成之日，「落落先民來入夢，九原可作鬼猶雄。」將自己的書寫，化為那些磊落的的靈魂，在九洲大地上游蕩，做鬼仍是英雄。那是何等的寂寞與氣魄。然而他深知，自己是民間自發的史家，跟那些受政府委任的史官完全不同，所以他稱自己是「游俠」，因此最後一首說：「一氣蒼茫接混冥，眼前鯤鹿擁重瀛。渡江名士如相問，此是人間野史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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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1921年），連雅堂將三大卷《台灣通史》編輯刊印，大功告成之際，寫下八首七言絕句，其中第三首是這樣的：「馬遷而後失宗風，游俠書成一卷中。落落先民來入夢，九原可作鬼猶雄。」
這是他自敘、自詡，甚至是頗為自豪的內心話。
六十萬字史書刊成的那一刻，連雅堂心中所想的是：司馬遷之後，大部份史書都是由官方主持編修，已失去了史家祖宗司馬遷獨立思考、秉筆直書、堅持大是大非、得罪當道亦無所懼、成一家之言的風範。他自己不是官派的正統史家，而是一個民間學者，收集史料，踏查史蹟，獨立寫史，如同一個「游俠」。如今史書寫成，他感覺到，那些被歷史所遺忘的、那些渡過黑水溝來台開墾的先民，那帶著復國之夢來台的明朝遺民，都不會惘然消逝，在九洲的大地上，他們的英魂依然磊磊落落，偉岸挺立，一如英雄。
讓逝去的英魂與精神永存，這便是連雅堂在詩中所想表達的感動與安慰吧。
 
被視為史家的連雅堂，由於體型修長瘦弱，年輕時即多病，總被認為是文弱的書生。特別是傳世的《台灣通史》，文采典雅，體例完備，資料豐富，因此總給人一種史家老夫子的形象。
然而細讀他的詩，才會發覺骨子裡，他是充滿游俠情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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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時，由日人組織的「台北劇團協會」決定於二月廿五日至廿八日展開「新劇祭活動」，演出部分邀請張維賢參加。這些參加的劇團大多由水準較高的日人組成，台人參與的僅有民烽劇團而已。
 
張維賢不僅參加了，而且以台語演出，這在以日人為主的「新劇祭」不得不說是一項突破。當時選定的地點在現在西門町萬國戲院附近的榮座，是日人居住地帶，觀眾當然以日人居多，而張維賢以台語演出之挑戰也愈大。尤其經過語言的隔閡，其表達需要更準確更豐富才行。於是他選擇拉約斯．美洛斯的《新郎》，將之翻案作純中國式的《新郎》。翻案劇之難是世所公認的，因為除了原作所表達的精神與情節需透過表演藝術保留之外，尚需顧及到地方的民情，使之不至於離譜。在語言之掌握上，亦需要極為準確，既不失原味，且是地方式的推廣。這是一大考驗。另外透過演技與舞台效果之配合，若能讓聽不懂台詞的日人，同樣能理解，這亦是一大考驗。
當時參與的日人則演出小山內薰作的《孩子》、前田河廣一郎的《天涯海角》、契訶夫的《熊》。參與者皆為日人之受過高等教育者，因之張維賢的挑戰特別之大，猶如一場決戰。
 
開演之初，日人以民烽為唯一台語劇團，故首推張氏排定秩序。民族自尊心極強的張維賢則堅決主張抽籤。結果民綘演第一場開鑼戲。他們於是群起反對，認為日人較多的觀眾，怎能以台語戲開鑼呢？結果張氏堅決到底，終於按抽籤順序演出。
 
廿七日，演劇決戰之夜，觀眾姍姍來遲，人數不多。全劇約四十分鐘演出，觀眾肅然靜坐、鴉雀無聲，直到幕徐徐落下之後，群起熱烈鼓掌達五分鐘之久。遲來的觀眾深以未觀全劇，紛紛到後台及辦公室提出異議，並希望次夜民烽演出壓軸戲，份量才夠。但張維賢則仍堅持原則演開台戲。當時聲勢之大，使日人劇團相顧失色，似乎演出中是專看民烽而來的。此次新劇祭演出，奠下他在日據時期台灣演劇界的地位。據王詩琅說：「當時日台人的知識分子之間，不論認識他的，或是不認識他的，凡是一提到新劇，莫不伸出拇指說：『張維賢的好。』他的大名真正是響叮噹，光芒四射。……『新劇台灣第一人』在那個時候他也可以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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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知道，台灣演劇最好劇團，是無政府主義者所組織起來？
他們曾為台北的弱勢者做了許多奉獻。
 
一九三○年夏天，張維賢從日本學小劇場歸台後，組織了「民烽演劇研究會」於現今南京西路蓬萊閣（圓環）附近。據《警察沿革志》記載，他回台後尚且擔任台北、彰化等地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剛成立的「台灣勞工互助會」的指導，一邊重整步伐，擬定計畫，招募團員，成立「民烽」。當時的「民烽劇團宣言」充滿無政府主義的藝術論色彩。全文如下：
 
「我們祖先生活在過去，我們生活在現在，將來也必須活下去。無論過去與現在的生活，我們受到太多太多的肆虐、強權的欺騙蹂躪以及侮蔑，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然而我們要不斷努力，前仆後繼，奮鬥不懈。我們衷心盼望，為尋求「真正人類的生活」，還要奮鬥不休。藝術即是因此產生意義。藝術的目的，即是要教育我們以正確的觀念，來糾正人類繼起的慾望，改變傳統陋習，並使人團結友愛，共同迎向全新的社會秩序。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有著正確的觀念與堅定的意志，才能喚醒社會大眾的認同。
 
更要緊的，要靠藝術來確立起社會大同的理想。藝術具備結合大眾思想與情感的功能。透過藝術的發展向上，可使得社會化為創造並充滿新生命的大同世界。因此藝術和真正的科學不是互相排斥的，而且相依為命的同胞弟兄。藝術的真正使命，也在於能夠喚醒我們去擁抱更多更廣闊且面貌豐富的生活，暗示我們去過人類真正意義的生活。
 
看！以往所有真正的藝術家思想家被傳統社會消滅後，仍有前仆後繼的英雄繼起，為革除人類的奴隸性，努力建設富於理想希望的合理的社會自治生活。然而現在的藝術家是否真正的藝術家呢？令人疑問！現在之所謂藝術家已失卻本來的真面目，成為時代的怪胎。他們逢迎特權拍馬屁，猛拋媚眼，專注重形式，成為特權階級的玩物，甚至死命歌頌法西斯，打擊反對派的演員藝術家，有意讓人民終身成為專制統治的奴隸。
 
看！現在所謂的民眾藝術、大眾藝術，所有的文藝、戲劇、音樂、美術竟成為愚弄大眾的反動工具而已。因此，處在現今之世，如何諒解並關注整體人生問題，並揭露那御用藝術的黑暗，仍是我們努力以赴的目標。本劇團同仁對聲稱不關心藝術的大眾大聲呼籲，請儘速來參與為藝術而藝術的劇團，共同完成我們對藝術的使命。」
 
這完全是無政府主義的宣言了！
我們太不了解無政府主義。
更無法了解左翼運動內在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的精神。那種精神，在台灣，由於白色恐怖時期和三十八年的戒嚴，幾乎斷絕了。台灣是一個缺乏左翼認知的社會，因此當我們讀到張維賢的宣言的時候，感覺像看到外星人。
我們用現代劇場的認知，去看日據時期的劇場，也看那時代的劇場導演和演員。但我們很難深入理解。因為他們是為理想而創作，為烏托邦的社會理想而演戲。最核心的是那背後藉以支撐起來的理念。而不是演劇而己。
台灣唯一一個讓我感覺到有這種精神繼承的，只有陳映真。他自認年輕時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後來轉而為左翼、走向社會主義。終至組了讀書會，被出賣而坐牢。後來他辦《人間雜誌》。
人間雜誌的創刋號即是帶著濃濃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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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星光」再度在台北舉行公演：
新劇排演
台北市有志青年組織的星光演劇研究會，於四月二十日起在永樂座排演新劇三天，將其所有收入會費的五分之三捐與盲啞學校、仁濟院及愛愛寮。這確是很好的美舉，也可以說是表現台灣新人的氣象。第一夜演《芙蓉劫》，第二夜演《金色夜叉》，第三夜演《母女皆拙》、《終身大事》及《你先死》。開幕前及換齣時，添奏西樂，琴韻悠暢，曲節精巧，觀客無不拍手讚揚，真不枉他們平素磨心研究之功了。我們希望該會會員此後倍加細心研究，以達革除舊劇的陋弊，創造於民眾大有裨益的娛樂！
 
這次演出，據張氏回憶，曾遇上演出之難題，即《金色夜叉》中熱海夜景之場面無法表現，最後絞盡腦汁，向電力公司租借五百燭光照光燈兩座，燈前做架，用玻璃刷色，以照出夜景。海景的佈景，後設台架，用厚紙剪成月亮的樣子，內裝小電球，按時間之進行而移動，以表現劇中之時間。這種講究舞台佈景與效果的演出，在台灣尚屬首次，是值得注意的，也由此可見「星光」對演劇用心之深，用功之勤，是其他文化劇團所不及的。
這時期張維賢的思想也在變化中逐步走向定型。早年，他以一個藝術愛好者介入於戲劇，但此次演出三個月後的七月底與日人無政府主義者稻桓藤兵衛、周合源、林斐芳、楊德發、楊清標、蔣德卿等人，組成「孤魂聯盟」的團體。但演劇活動依舊不輟。
一九二八年正月，「星光」利用春假期間，在北市永樂座日夜連演十天。這種長時間一劇團的公演，是在台財大勢大的日本人都不曾有過的藝術上的成就，也可算是本島的奇蹟。這次公演在演出技術上又遭逢另一困難，即《可憐閨裡月》的主人翁軍人，皮膚因每日遭陽光照射而必須顯出古銅色，但化妝無法辦到。那時因「星光」尚無人明白有化妝之油彩，只得拿繪畫用的彩色粉筆來化妝，結果演員每日卸裝後，皮膚痛如刀割，但為著演出，也唯有如此。其堅持藝術與表現之精神實在令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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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張維賢的網球球友陳奇珍的朋友陳凸（陳明棟），自廈門返台。陳凸與當時廈門通俗教育社有相當往來，「對於做戲，稍有經驗，並能代人化妝，時常談起廈門的文明戲。」於是張維賢之興趣大起，結合當時的網球朋友，為共同探覓新的、足以表現現代生活與思想的新戲，邀請陳凸為導師，開始著手研究，並定名為「星光演劇研究社」。就這樣，他懷著無限的熱情，開始了一生與新劇不解的淵源，終其一生都在追求著更好、更代表人類生活與命運的戲劇而奪鬥，甚至留學東京、遠赴大陸等。
 
一九二四年日本高壓統治下的張維賢正當壯年，滿腔熱血，毅然投身戲劇，結合了朋友，著手研究排練田漢的三幕劇《終身大事》。二四年冬，在陳奇珍的大厝內首度舉行試演。據張維賢的回憶：「這一齣劇因為男女老幼，社會各級階層，均能理解，所以頗獲好評。」尤其這些「演員大半都是受過中等教育以上的業餘者，當時被認為最規矩正經的模範青年，因之大受各界矚目。」因為，在他們演出之前，台北僅有日本「改良戲」，而改良戲復多流氓，因此有「流氓戲」之稱，因而此次演出，使人對新劇的觀感為之耳目一新，再將之與大陸的「愛美劇」對照之下，則其效果有異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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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妝之必要，是日據下的台灣新劇工作者所共知的事實。粉墨登場是必然的事。尤其早期缺少女性演員，多由男性演員反串，是以化妝成女性是早期的困擾之一，張深切也曾在戲中反串過女性。但粉墨固然足以應付，若遇上特殊處理，則又束手無策。一九二八年春假，張維賢在永樂座的演出即遇上化妝的困擾：
這次又遇到一個新困難，就是《可憐閨裡月》中主人翁的化妝問題。劇中飾演軍人的一位演員，要將每日被太陽曬得像古銅一樣顏色的皮膚，設法表演出來而辦不到。那時侷處孤島，又無人指導，亦不曉得有專供演員化妝用的油彩，只好用洋畫家所用的彩色筆（Pastel）來化妝。因此演員在每次下妝後，顏面皮膚痛得要命，雖然經過好幾天後，每逢洗臉，仍如刀割。
由此可見當時對化妝需要的缺乏。
 
而當時，觀眾、劇場與收費是如何？
以一九二七年之物價比例而論，當時之收費並不算便宜的。在有限制的資料中，《台灣民報》有過如下的記載：
 
星光演劇社自去一日至十日在永樂座開演文化劇，因含有改造社會之教化，故觀客甚夥，其出演的表情，喜怒哀樂頗有出神。但恨其設備不周，使一班呼茶賣菓之徒，每逢演得入神時，偏在座客背後大呼小叫，或若輩私自喧嘩、擾亂觀眾，使得觀眾討厭，實為可惜。最其缺點者，觀客買券，分青單六十錢（樓下）、紅單三十錢（樓上），券中亦無註明，況入門又無人指揮，使不知者提紅單而坐樓下，頃刻收茶代替，亦不言黑白，則要求四十錢，客怪而問之，即答謂補單，為此觀客頗感不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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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聽祖母和爸爸談起日本時代，便是貧困的農村、被徵收的稻米，吃蕃薯簽，不能自己殺豬，豬肉要交給公家，否則日本警察會來抓人諸如此類貧困的記憶。
後來一些比較城市的記載，或許也有現代文明的各種活動，但和農村的貧困比起來，差得太多了。台灣普遍是貧困的。
但是在那樣貧困的環境中，當時的文化人如何
 
日據下台灣新劇演出的劇場情況，大約可分幾點來探討：演出場地、演員訓練、舞台設置、化妝、燈光、觀眾及反應等。以下我們逐一討論。
演員之訓練一般說來相當之短，唯有星光劇團及其後來的民烽劇團，在張維賢的嚴格要求下曾有較長的訓練時間，其餘的劇團，尤其文化劇亦少訓練。據張維賢的記載，當時之訓練方式以一九三三年時最為嚴格：
此時，對研究生的訓練，不重理論，而重實習。把達比特斯基作的《One Dollar》，做訓練劇本。由淺入深，從實際研究訓練中，使之知由來，識本源，所得成績，頗為成功（以前研究所後半期時）。無論動作和劇詞，都把他訓練到預料的程度後，再進一步指出他的不夠水準癥結，而使他逐漸明白演劇的真諦。所以訓練一半，雖只用《One Dollar》做劇本，然而研究生對之完全不覺厭倦。且對於演技及演劇的理解，大有進步。初期研究生至三、四個月時，常常要想登台一試，但一年以後，對於演劇的真諦，稍稍明白後，大家連想也不敢想了！並且都已知道，每一劇本每一角色，在演出時，所說的劇詞，所做的動作，都是始終如一的，不論演出期間長短，都是一貫到底！，不容稍改的，就像京戲中唱詞和道白相同的，絕對不能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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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深切隨後又於豐中大倉庫演出捉迷藏式的「試演」大會。這前後，張氏有極為詳細的描述，這份資料，也是目前最生動地描述與日警當局對抗的新劇運動的情形：
 
開幕前便擠滿了觀眾，警察署加派警察和「臨監官」各帶劇本嚴陣以待，警告我們不得超出劇本台詞，否則即時中止。我們演出的有《暗地》、《接木花》其他數齣節目，兩天的公演算是在盛況裡結束了。
這次的成功，絕不是我們的表演或內容好得叫觀眾歡迎，實在是民眾不管好歹熱誠擁護的。演完後第二天，警察署傳我到高等課說話，問我編《暗地》和《接木花》的用意何在？我答道：「劇本是你們檢查通過的，我們沒有妄穿劇情，也沒有多說一句台詞，何必再問？」他們坦白說，單看劇本，實在沒感覺到那麼激烈，及看見了演出，加上表情動作，才知道這兩部劇本的內容都有問題，以後禁止公演。
我抗議他們干涉藝術活動，迫我們走投無路。辯論結果，他們提出了一個折衷辦法，說：四部劇《暗地》秋部應刪除，冬部須看了劇本另議，至若《接木花》絕對禁止。他們看穿《接木花》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諷刺台灣的命運，不能作純藝術作品看。《暗地》雖然比《接木花》激烈，卻只描寫社會的黑暗面，似乎比較可以容允。警察局的干涉，使我精神上受了很大的打擊，演劇如果也得受這麼嚴厲的限制，前途的發展，渺茫沒有希望，雖則能發展，也沒有意義。我因為不能編「為藝術而藝術」的劇本，更不會編導討好日人的戲劇，所以無法編劇。
在高等課受訊的情形，我不敢讓會員們知道，痛感台灣不是久居之地，一方面準備再逃亡大陸，一方面加強訓練演員，故意提出《暗地》冬部讓他們檢閱，果然收到需要刪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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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經過鼎新社的巡迴公演後，各地文化劇相率興起，霧峰據言也有文化劇，協助文化運動。張深切於一九二五年回到草屯的老家，常和地方青年往來，一九二六年據其自述：
「組織了一個團體，研究演劇，得了前輩洪元煌、李春哮、洪錦水、林金釵等人參加支持，成為一個業餘的劇團。當時霧峰也有文化劇，協助文化運動。他們的戲劇是屬於宣傳為主，藝術為副，我們的是以藝術為主，宣傳為副，所以我們的劇團比較受歡迎，也去過霧峰及其他地方公演。這時因招不到女演員，所以我自己也常常飾女角，濫竽充數，演來確實肉麻可笑。幸而春哮、金釵、元煌和洪深坑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演技純熟，比起職業演員演來還要逼真，精彩好看。戲劇多是我自編自導自演，現在回想過去，不知從那裡生出如此膽量，真是初生牛兒不怕虎，長出犄角倒怕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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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八月一日出版的《台灣民報》第二卷十四號，刊載了張梗（群山）的《屈原》獨幕劇，這雖是一個短短的劇本，卻是第一齣台人所創作的劇本。該劇以屈原的歷史故事為藍本，刻劃出當時知識人感時憂國的心情。雖然創作之手法與表現，還相當粗糙，但在台灣劇本創作上，卻有其篳路藍縷的意義。
第二個劇本則出現於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台灣民報》第二卷十八號，逃堯著的《絕裾》獨幕劇。亦是相當短的劇本，然較於張梗的劇本，卻有了更強的現實性。該劇劇情相當簡單，前後不過千字。講述一青年欲參加文化運動，其父阻止，以一般台人最常見的話語說：「少年人大多血氣方剛，動不動，就講起爭鬥呀，運動呀，皆不過一時的意氣，總有翻悔的一日，我家薄田幾甲，除納太平租稅而外，三食可繼，且可以供汝買幾部詩集，購數冊新刊，也不致落人之後，何苦去爭鬥呢？」
而這位意欲從事政治運動的青年，則代表了當時頗為普遍的覺醒知識分子—受過教育、充滿理想，對世界有抱負，而且是中等的地主之子，有社會良心的青年，雖然意在改革社會，卻受一般明哲保身之人的誤解，而且與家庭有無限的牽繫，因而，只能在求得了父母的了解，妻子的諒解與贊同之後，父母有妻供養，始敢毅然於行動，這種典型，無疑地代表了早期文協知識分子的部分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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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研究台灣史，很少以探討台灣話劇的起源、劇場活動的樣貌、劇場的演變歷程等等。我們不妨趁著這個機會，好好的在podcast裡，將台灣現代性的話劇，也就是我們現在最熟悉的〈舞台劇〉的形成過程，發展故事，好好來說一說。
 如果我們能設想一百年前，也就是1920年代，台灣人是怎麼開始玩起舞台劇的，那時的劇場長什麼樣子？燈光要怎麼打？演員要怎麼化妝？日本警察會不會來檢查等等，實在是很有趣的事。
對現代舞台劇有興趣的朋友，不妨撥冗聽一聽，看看我們的舞台劇是怎麼走過來的。
 
現代的舞台劇，剛傳進台灣時，都叫「新劇」。那是有別於舊劇。舊劇主要指歌仔戲、布袋戲、傀儡戲等等。 舊劇的演員是要學戲的，跟著師父學唱唸做打，還要有古裝的服裝道具等等。
新劇是以說話為主，演員所穿的服裝是現代的。而且演出的內容很多是從歐洲作家、劇作家，如易卜生、契珂夫等的劇本，來改編演化，用台語來演出。所以他們很多都穿著現代的西服，如果是日本劇作家的戲，也會穿和服。
當然，最開始是由日本、上海、廈門引進這種新的表演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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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東京的台灣省籍留學生即組織了一個演劇團，到中華青年會館去義演。劇題有尾崎紅葉的《金色夜叉》和《盜瓜賊》，主要演員有張暮年、張芳洲、吳三連、黃周、張深切等人，據張深切的記載，當時曾與大陸留學生有過極深的交往：
「張暮年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人物，一手劍術打得相當漂亮，他很雄辯，說話直截了當，對演劇甚有興趣，我跟他學習些演出法，就和他合作；編了幾齣獨幕劇，到中華青年會館去表演。這時參加的雖然不少，我卻只記得有吳三連、黃周、張暮年、張芳洲等幾個人。我們沒有所謂導演，會館幾位幹部好像有田漢、歐陽予倩和馬伯援等人幫忙了我們的化粧和演出。
暮年飾《金色夜叉》的貫一，芳洲飾御宮，暮年的演技相當優秀，芳洲體格胖肥，姿態既不婀娜，又發不出女人聲音，演來有點滑稽，大家都笑了。我出演獨幕短劇，飾盜瓜賊，三連飾農夫，黃周飾闊佬，合演起來有點模樣，這可以說是中台合演的首幕劇。
這兒回顧，是時的演出當然幼稚可笑，在當時卻堪稱為很大膽的嘗試，也可以算是台灣文化劇的發軔。我得了這次的經驗，對演劇漸感興趣，後來在故鄉組織文化劇團，配合文化運動巡迴公演。又十九年出獄後，在台中創辦台灣演劇研究會，而至近年再加入藝林電影公司，這一連串的演劇關係，究其淵源，可以追溯東京中華青年會館的演劇為濫觴。所以每次演劇時，我常要聯想到三連、暮年這幾位老搭檔。」
 
1924年秋天，台灣中部彰化的一幢古老大厝裡，搭起了一個臨時戲棚子，棚下坐滿了好奇的觀眾，他們是在地的農民，和從台中彰化一帶起來的讀書人。除了那些知識份子有讀了《台灣民報》在去年刊載的胡適劇本《終身大事》，其它農民根本不知道《終身大事》要演個什麼碗糕。
演員是一群去了日本留學或者讀了漢學的讀書人，還都是好人家的孩子，而不是那些流浪各地演戲的職業演員。但他們怎麼要「下海」了呢？是想出名嗎？他們到底想幹什麼？
這一齣戲是三幕劇，鑼聲響起時，大家都靜了下來。鄉下的燈光不是很亮，只有幾盞特別亮的燈泡在舞台上，照著演員的臉。人們聚精會神，因為他們未曾看過不是唱的（如歌仔戲），不是打鬥的（如武生戲），而是認認真真，想探討一個人該如何看待自己的婚姻，決定自己的終身大事。這樣嚴肅的戲是以前未曾有過的，在台北，或者一些大都會中，人們會叫它「文明戲」，但是到鄉下演出，這還是頭一次。
「這一齣劇因為男女老幼、社會各級階層均能理解，所以頗獲好評。尤其這些演員大半都是受過中等教育以上的業餘者，當時被認為是最規矩正經的模範青年，因之大受各界矚目。」事後，這一次演出的主導者張維賢如此回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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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一年夏天，上海的文明戲班首度進入台灣公演。
上海民興社來台公演之原因，據記載係有《台灣日日新報》漢文記者李逸濤去福州欣賞由上海赴福州上演中的民興社文明戲班，回台後召募股東數人，並派同社記者謝峻赴上海與當時民興社主持人鄭光天簽合同，班員三十名包括女性在內，佈景在上海新造，鬧台則採用平劇鑼鼓。
演出時間地點由一九二一年六月十日起兩個月內，由台北新舞台戲團而萬華，而桃園，而新竹，然後解約。後屬劇團則自營南下巡迴公演，計有台中市、台南市、嘉義等地方，由台中市人劉金福包戲，期滿後該團返上海。
演出劇目計有：
喜劇：《莫名其妙》、《賣花結婚》、《兩怕妻》、《行喜得子》、《醉戲妻》、《鬼同馬響》、《假死戲妻》、《骷髏跳舞》、《老小換妻》等。
正劇：《議和之母》、《西太后》、《玉堂春》、《大偵探》、《黑夜槍聲》、《血淚碑》、《楊乃武》、《拿破崙》、《新茶花女》、《袁世凱》、《百花亭》、《孟姜女》等。
演出方式係以喜劇為開場戲，然後接正戲。以當年七月三日新舞台之劇目為例，日間戲以《鬼同馬響》鑼，然後接《血淚碑》；夜間戲以《假死戲妻》開鑼，再接《楊乃武》。
台詞與歌唱皆為北平話，因而與台灣觀眾有語言隔閡，為使觀眾明瞭起見，上演前先作劇情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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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藝術之一環的戲劇在日據時期，穿過形式移植的時期，在時代與社會的變遷中，不僅反映了帝國主義下人民的生活與社會；同時，參與了政治運動，透過藝術形式，傳達人民的願望與心聲，從而影響了當時的社會，發揮了與文協演講異曲同工的效果。
中國如此，日據下的台灣亦不例外。
台灣之有話劇，據呂訴上在《台灣電影戲劇史》之說，當始於一九一一年，「是直接受著日本明治開化時期的政治劇的新演劇（後來被稱為新派）的影響。此新演劇首次公演於明治二十一年十二月三日在大阪市新町座。主持角藤定憲（すどう さだのり）是政黨自由黨的壯士，組織『大日本壯士改良演劇會』，來宣傳政見為目的。」
而台灣最初的新演劇「改良戲」則誕生於一九一一年五月四日。日本新演劇之元祖川上音二郎劇團來台北市朝日座上演，最初是社會悲劇。
一九一二年由日本人莊田及「朝日座」主人高松豐次郎等加以模倣，開始組織台語改良戲劇團，應募來的台灣人演員，都是台北之流氓。劇情採台灣當時的民間故事為題材。但無劇本及對白，與大陸之「文明戲」略同的是皆採「幕表制」。幕表制可任演員自由發揮，但劇情常易導致離譜。
當時上演之劇目有《可憐之壯丁》、《洪禮謨（火車棟仔）》、《廖添丁》、《大男尋父》、《巨賊簡大獅》、《周成過台灣》、《孝子復仇》等，舞台裝置方面亦僅有簡單的風屏式佈景而已。伴奏樂器則採取日本舊劇（歌舞伎）之樂器。
由上可知，在劇情上，不脫家庭倫理劇及復仇義賊這兩大主題，與舊有戲劇的內容並無任何差別，有的也只是以新的形式（新演劇）來傳達民間流傳已久的傳說故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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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的分佈趨於兩極化的日據時代，抗日運動無疑地有著極為良好的土壤。但欲要在這土壤上茂盛且連結地開花，則需要客觀環境的助益，另一方面更需要主觀的推動者。
客觀環境上之助益，依據葉榮鐘在《台灣民族運動史》的論述有如下數點：
第一是辛亥革命的影響：在辛亥革命前，日本人辱罵台灣留學生的口頭禪是「清國奴」，而清朝內政外交的失敗，也使得台胞深感祖國無法保護自己，反更增恥辱之感。但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留學生重新燃起希望，對台灣的重獲自由漸生信心，當時更有被視為「祖國派」的學生，認為應該回到大陸去為祖國奮鬥效力，使之強盛，台灣的解救才有希望。
第二是民族自決主義之影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大勢已定時，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十四條和平條件的原則，高倡民族自決，民族本身有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利。無論任何人均無法也不應剝奪一民族的生活、教育、道德、習慣和語言等的權利。此一「民族自決」理論曾讓當時的朝鮮與台灣人為之振奮，並視之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理論基礎，遂有「台灣非成為台灣人之台灣不可」的論調，期能喚醒台胞的自尊，追求自由與尊嚴。
第三是日本「民本主義」運動的影響：東京帝大教授吉野作造曾在一九一六年著《談憲政本質並論其成功之途》的論文，提倡「民本主義」（Demoracy，即民主主義）並與帝大經濟學福田德三教授組織黎明會，展開如火如荼的運動，一時蔚為思想界巨流。台灣留學生久處殖民地，從未有主權在民之理念，吉野對他們啓發頗大。
第四是朝鮮獨立運動的刺激：一九一九年三月，朝鮮發生民族獨立的大暴動（又稱萬歲事件），世稱「三．一運動」。此一運動雖歸失敗，但予台灣留學生刺激最大。因為台灣於一八九五年成為日本殖民地，朝鮮則在一九一○年始遭吞併，二者同為日本殖民地，照說台灣早十五年應為「先輩」，但在政治、經濟、財政、教育等方面，卻比朝鮮還不如。因此台人常引朝鮮為例，攻擊日人之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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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培火在《給日本國民書》中，對官界之日本人獨佔，及其對台灣人的影響，有過極透徹的分析：「官僚在我們中間，據說懂得日本話的有二十幾萬。又在日本各地受過高等專門教育的，為數原已不少，近年每年有百名以上的畢業生，此外還有留學中、英、美各國回來的，也有幾十名。台灣官僚對於這些新人如何處置呢？聽了勿要怕！全台灣包括中央與地方，僅僅寄生於高等官五級以下者五名，判任官有級者三十餘名，其餘都是長年以來坐食無事。……我們在任何方面都被徹底地支配。最近在新竹州，有一台灣人巡查出任警部補；這是空前的破格，引起了非常的騷動。另一例子，是在五名寄生的高等官中，有一名被任為郡守（即郡長），在其部屬的日本人官民，認為無顏見人，日本人經營的雜誌代為洩漏了嘆聲。但是，我們的知識階級都在失業飢餓的狀態，卻無一人替我們訴苦。那些來台灣的日本人，一面聽令我們坐食，而自己同時都有相當的地位、漂亮的官舍……。」
由這段話，可見出當時知識人之無出路的苦悶與憤懣之情。而這種差別待遇，分明標誌著「民族歧視」。
因此，台灣的民族運動，事實上是民族問題與階級問題結合併發出現的反抗帝國主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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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那個幫助林獻堂的議會請願運動，在東京上空灑下傳單的謝文達，引起非常大的震撼。
那一年，他才22歲。
但這個出格的行為，立即引起日本政府的憤怒，台灣總督田健治郎還特地訓斥他不該做這種「反日」的事。謝文達知道了在日本殖民者的天空下，他的羽翼不再自由。於是1923年4月12日，也就是事情發生兩個多月後，他渡海前往中國大陸，與父親謝春池等家人團聚，暫居東北長春百川醫院，當然，謝文達的故事還有很長，他後來參與了中國空軍的建立，但因在軍閥時代，不合理想，便又離開。
後來參加蔣介石的北伐，也參與中國最開始的空軍飛行訓練，抗戰後參加過幾次抗日戰役，但因身份特殊，被日本特務盯上，也被國民政府的特務藍衣社盯上，準備將他殺害。幸好都平安渡過。抗戰結束，他回到台灣終老，1983年在台北病逝。
與謝文達同在日本學開飛機的，還有一個韓國人──安昌男。
安昌男的故事更為傳奇，他返回韓國，成為飛行的勇士，卻也帶起了韓國人反抗的勇氣。他變成反抗者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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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竟然有飛行員，讓所有民眾都興奮極了。連一向有心結的台北醫學校（後來為台大醫學院）和師範學校（後來的師範大學）的學生，都拋開一直以來互相較勁的心結，一起到青年公園觀看飛行表演。蔣渭水等人以歡迎會名義，成功匯集了全台各校學生於台北醫學校，使各校學生產生思想交流與聯結。
台北醫學校的四年級學生李應章那一年24歲，課餘常讀大杉榮、山川均等左翼思想著作，受到五四運動影響，閱讀《新青年》等進步刊物。他參觀了那一場飛行表演後，內心深有感觸，認為台灣人不應甘於殖民統治，做一個二等公民，只要奮發有為，有好的教育栽培，有文化的啟蒙，也可以翱翔在天空，成為一世英雄。不久，他就和醫學校四年級同學組織觀光團，赴中國革命根據地廣州旅行，參觀了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和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他目睹中國的戰亂與軍閥割據，知道台灣不可能靠中國來拯救，唯有自己站立起來。他決定把台灣的青年組織起來。
1921年4月，李應章和吳海水、何禮棟等人在台北籌組〈全台灣青年會〉，向林獻堂、林熊徵勸募資金時，認識了蔣渭水、蔡培火。蔣渭水認為「不作便罷，若要做，必須做一個範圍較大的團體才好」。青年人志氣高遠，意氣相投，於是決定組成〈台灣文化協會〉。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初是一個台灣人資產階級與知識份子為主的民族主義文化啟蒙團體，該會章程規定：「以助長台灣文化為目的，而不涉及政治。」1921年10月17日下午一點起，於台北市大稻埕靜修女子學校 (今靜修女中) 舉行創立大會。
文化協會旨趣書寫著：
「回顧島內，今也新道德之建設未成，而舊道德早已次第衰頹，緣此社會之制度墜地，人心澆漓，唯利是爭，無智蒙昧之細民固不待論，位居上流者，概以揣摩迎合是務，以博取一身之榮達為能事，一面青年多安於眼前之小成，薄志弱行，更無確乎不拔之大志，甚而至思想流於過激，既無國士之風，而有盜賊之行，此不但不能圖國家、民眾抑或民族之向上，一知半解，言行不一致，荼毒社會，莫此為甚。興思及此，台灣前途實堪寒心。於茲吾人大有所感，因即糾合同志，組織台灣文化協會，謀台灣文化之向上，切言之即互相切磋道之真髓，圖教育之振興，獎勵體育，涵養藝術趣味，以期穩健之發達，其歸結務在實行。」
出席成立大會的人高達1031名，可見參與之熱烈。其中以醫師、地主、公學校畢業生、留學回國的學生為主，另外也有農民、工人、商人、律師、士紳等人參與。隨後通過林獻堂為總理，楊吉臣為協理，蔣渭水為專務理事，並選出理事41名，評議員4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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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學會飛行的謝文達，終於在1920年回到台灣。
這時他已因在日本飛行比賽中獲獎，非常有名。台灣的報紙大幅報導，並由台灣總督府安排了飛行表演。
有意思的是這時的飛機性能還不能飛越海洋，只能作短程飛行，所以他的飛機是海運回台，再組裝修理後，才能飛。
9月23日，由台北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後來的台大醫學院）、工業學校（後來的台北工專）、師範學校（後來的台灣師範大學）、農林專門學校、台灣商工學校以及淡水中學等在校的學生，聯合起來，舉辦一場歡迎會。在醫學專門學校大禮堂舉行。台灣總督府的總務長官下村宏和各方官員，地方士紳都來參加，共有一千百多人與會。
對所有台灣人來說，人類有一天可以在天空飛行，已是很高遠的夢想，這大約是美國人才敢有的夢想。想不到，一個台灣孩子，做到了。
「有為者亦若是」，既然敢於追夢實踐，為什麼不敢想望台灣人文化的增長，達到議會民主與自治的目標呢？
這些平時分散各地的學生，終得團結起來，開始想組成文化團體，啟蒙民眾，實現更遠大的理想。這就是文化協會誕生的因緣。
1920年10月17日，謝文達選擇了在家鄉的台中練兵場做表演第一站，共飛行41分鐘，這是第一次台灣人在自己的鄉土天空飛行，當時被稱為「島人航空始祖」。第二站北上，10月30日、31日連續兩天，在台北練兵場（今青年公園），分別做了19分鐘及18分鐘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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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剛剛開始知道飛行，學習飛行。一切都還是新的。
飛機體是木頭打造的，引擎以工業用引擎打造。而機翼與機體都靠人的感覺去操作。那就像當年的汽車一樣，一切都在摸索。
而日本發展得遠比中國為早。所以民間已有幾間飛行學校。這也難怪後來在日本侵華戰爭的空戰中，日本有很大的優勢。
想像謝文達的時代，距今天一百多年，機械功能要靠技師來調整，發動機的潤滑油與汽油箱有限，而飛行速度也只有時速一百多公里，那是何等艱難的學習。
在缺乏安全設備與專用飛行機場的時代環境下，飛行是多麼危險。那就像開一輛插著翅膀的汽車，飛在天空中，只要輕易失去平衡，或任一設備失靈，一摔下來，命就沒了。
謝文達畢業的飛行，就因潤滑油管破裂，導致視線模糊，降落時摔了飛機。幸好摔在泥沼之中，人飛了出去，才保住一命。
另有一次，是一個穿青衣的女子，沿路糾纏要賣算命符給他。他買了，得到的卻是「小心，小心，小心」的警語。他三度叫人檢查飛機引擎，最後引擎突然破裂，還好他沒飛，否則一定會喪命。
謝文達回頭點找那青衣女子，卻無人見到。日本人於是傳說那是青苗觀音在保佑謝文達。
那是飛行剛開始的時代。我們都不了解那是什麼樣的時代氛圍，而謝文達的故事，正好指引著我們看到一個天空剛剛為人類張開隻臂的時代。
那是充滿勇氣與冒險，危險而刺激無比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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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第一位飛行員謝文達的家世確是最貝有典型的家庭。
他的祖父謝道隆與丘逢甲相識相知。1895年乙未戰爭，謝道隆率軍參加八卦山決戰。戰敗，與丘逢甲遠走廈門。一年後歸來葫蘆墩。日本警方特地來拜訪，對其抗日經歷知之甚詳，因此這是一種警告，也是一種拉攏。
謝文達自幼聰明，跟祖父讀漢學，不想上日本公學校。祖父勸他要去上，否則以後只能在鄉下當一個農夫。謝文達因此認真上學。因聰明好學，得到日本老師的疼惜指導。希望他繼續上進，於是考上台中中學校（台中一中前身）。這是林獻堂等中部士紳因有感於日本教育對台灣人歧視，所以有意成立一所專門給台灣人唸的中學校。
謝文達在台中一中三年級的時候（當時初中至高中，日本學校要讀五年，但台中一中只有四年，所以學生一定要自己力拼，或另外補習，始得考得上日本的高等學校，或者總督府台灣醫學校，現在台大醫科），1917年，他目睹美國飛行家亞瑟．史密斯（Art Smith）在台中練兵場表演飛行特技，神為之迷，心嚮往之，即矢志投身航空。
他父母本來不答應，因為摔飛機的人太多死傷了。但他以絕食表達決心。過了五天，父母終於軟化，讓他赴日本學飛行。
在台中一中校長田川辰一的支持下，還好家境還算富裕，得以赴日進千葉縣津田沼海岸的「伊藤飛行學校」學習飛行技術，以優異成績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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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2月11日，東京火車站的上空，一架hispano飛機在天空中盤旋，不久，機身斜斜旋轉，向下降低高度，在東京鬧區的上方。突然，從飛機的側翼，飄下幾萬張的紙片。紙片跟著飛機飄呀飄，像下雪。
二月的東京雖然冷，但這一天沒下雪，東京人有點訝異的撿起紙片一看，原來那是一張傳單。傳單上寫著「台灣人三十年來，呻吟於專制政治統治之下，備嚐塗炭之苦，專制政治不但違背人道，而且違背立憲精神……！」哦，台灣，那日本的南方殖民地……。站在東京車站的日本人可能在心中說。
然而，真正興奮的是台灣議會請願團的成員和三百多個台灣人，包括了蔣渭水、蔡培火、陳逢源等人。他們剛剛從東京火車站下車，帶著請願書，要來東京面陳議會請願書給日本國會議員。在車站迎接他們的，有三百多位台灣「新民會」和「青年會」的成員，大家齊聚在火車站前，一邊散發傳單，一邊唱著議會請願歌：「世界平和新紀元，歐風美雨，思想波瀾，自由平等重人權，警鐘敲動，強暴推飜，人類莫相殘，慶同歡，看、看、看、美麗臺灣，看、看、看、崇高玉山。……」
他們愈唱愈熱血，覺得議會請願有希望了。這時，天空中飄下的雪花般的傳單，他們抬頭上望，只見一架飛機，像灑花般，不斷飄下傳單。受到如此鼓舞，他們更大聲的唱著：「神聖故鄉可愛哉，天然寶庫，香稻良材，先民血汗掙得來，生聚教訓，我們應該，整頓共安排，漫疑猜，開、開、開、荊棘草萊，開、開、開、文化人才。」
開著飛機幫「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在東京上空灑傳單的飛行員，名叫謝文達，生於1901年，台中豐原烏牛欄庄人。
 
 接下來這幾集，我們就要來講述謝文達的故事。
 為什麼要用幾集來講呢？因為他的生命代表了台灣人的典型。無論家世，他成為台灣第一個「飛行士」（飛行員）的奮鬥歷程，日本當時的飛行環境，以及與中國的比較，都有許多可探討的地方。乃至於他回台灣的首度飛行表演，最後促成「台灣文化協會」成立，這都下歷史奇特的交會與因緣。因而我想特別花一點篇幅來說一說他的故事。
 
特別提醒的是：他的故事太精彩了。這幾集，你非聽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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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遊世界是很多人的夢想，在沒有飛機的時代，環遊世界要坐輪船，慢慢越過大洋。九十五年前有，「台灣議會之父」、「台灣第一公民」之稱的林獻堂就帶著兩個兒子林猶龍，林攀龍，進行為期一年的歐美深度之旅。後來他寫下《環球遊記》一書。這不僅是台灣第一部公開發行的歐美遊記，也是最早一份台灣人看世界的翔實紀錄。
 1927年5月，林獻堂從基隆出發，經過香港、新加坡、斯里蘭卡後，再到埃及看金字塔，接著通過蘇伊士運河從法國馬賽登陸歐洲。林獻堂漫遊英國、法國、德國、荷蘭、丹麥、比利時、瑞士、西班牙、義大利。在美國，從東岸的紐約到西岸的舊金山，處處都有林獻堂的足跡。
一路上林獻堂以日記、遊記的形式紀錄所見所聞，以台灣為出發點，巨細靡遺的探討歐美各地的風俗民情，並與台灣在殖民統治下所遭遇到的種種困境作比較。
有趣的是他在書中記載了美國禁酒時代，華人如何用藥的名義，進口紹興酒，成為共享的美酒。充滿林獻堂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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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獻堂受梁啟超的影響，蓄意結交日本高官貴族。1914年，他邀請當時在日本有「自由之神」美稱的明治維新思想家板垣退助伯爵來台訪問，還特意聯合板垣退助成立「臺灣同化會」，在各地舉行演講。板垣退助倡言亞洲人要抵抗白人之侵略，中國可以發展陸軍，日本適合發展海軍，而台灣人在二者之間，適合作為橋樑，三者要和平相處，所以日本要重視台灣人的權利。
 
林獻堂的企圖是很明顯的。即「結合高官貴族」，以同化之名，行爭取平等待遇之實。
後來台灣總督府得知該組織的動機後，乃發動官民合作攻擊板垣退助。1915年，日政府以「妨害公安」之名下令解散該會。
 
1918年，林獻堂和蔡培火、鄭松筠等人在東京成立了「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會」，要求日本政府撤除台灣總督權力獨大的六三法，實施與日本一樣的議會民主，憲政人權。但另一個台灣留學生林呈祿則持反對態度，認為不應該廢除六三法。因為廢除台灣特別法之後，等於承認了日本的「內地延長主義」的同化政策，而台灣有特殊的歷史文化，與日本完全不同，如果全部同化，台灣就消失了。因此林呈祿與台灣留學生所憂心者即是：如何廢除不平等的六三法案，又能保有台灣的特殊性。解決方案即是：設置民選的台灣議會，由台灣議員參與法律之制訂，預算之協商，也就是在台灣實現自治的民主憲政。於是，原本提議的撤廢六三法案運動，轉向「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書的「趣旨」指出：
 
「……對於臺灣之統治，務要參酌其特殊事情，借鏡世界思潮，洞察民心趨向，速予種族均等之待遇，俾得實踐憲政之常道。是即設置由臺灣民選之議員所組織之臺灣議會，……倘若不此之圖，便使存現在之制度，抑制民權，閉塞民意，則臺灣民眾，對於帝國之統治，難保不懷抱疑慮，此乃請願人等為邦家計，所夙夜憂懼者。」
 
此處要特別注意的是透過議會所想達到的目標：透過民選議會，達到「民主自治」。貫穿日據之後台灣人的主要願望，就是「民主自治」這四個字。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民眾的主要訴求，還是這四個字。
充滿被統治的悲哀歷史的台灣人內心，想擁有自己民選的議會，實現民主、自治這兩個悲願，是需要深刻去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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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獻堂第一次到日本旅行的時候，才二十七歲。時在1907年。他懷著開拓眼界，尋找台灣出路的願望，拜望學者，請教學問。當時學術大師梁啟超正在橫濱辦《新民叢報》，後因孩子梁思成梁思永陸續出生，橫濱的空間太小，於是他接受僑界朋友的幫助，搬到一位華商麥少彭的住處。那是一間位於神戶須磨海濱的山莊。那山莊風景優美，位在一片臨海的松樹林中。臨窗可以聽海濤聲，也能聽得松濤。所以啟超叫它雙濤園。
 林獻堂先去橫濱拜訪不遇。於是他的秘書甘得中就請當地的華僑學校大同學校的校長林儒寫了一封介紹信，準備帶到神戶，找當地同文中學校長湯覺頓，由他介紹去找梁啟超。
 橫濱到神戶途中經過奈良。在旅館中，甘得中看到旅館的住宿名簿中，有《新民叢報》的發行人陳筥笙和專欄作家潘博，也投宿在此，於是請旅館的人帶去他房間，想拜訪，知道梁啟超下落。但旅館服務生不願意，兩邊吵了起來。兩邊正吵著，驚醒了一個房間的客人，於是那客人出來問是為何而吵。甘得中於是用並不流利的北京官話，說明想詢問梁啟超的下落。此時那客人忽而笑起來說：「我就是梁啟超。」
 林獻堂大喜過望。原來，梁啟超怕清朝追殺，有時會化名旅行。兩邊語言也不通，於是用中文筆談。兩人古文根底都好，於是筆談的一些文字，直如好文，讓林獻堂一生都記憶深刻。
 
 林獻堂把心中對台灣前途的疑惑，就教於梁啟超。
 梁啟超是正直之人，明確寫道：
 中國正值內亂，三十年之內無法幫助台灣人，台灣同胞切勿輕舉妄動，而作無謂之犧牲。台灣人應該效法愛爾蘭人對抗英國的方式，厚結日本的高官或政界之顯要，得到他們的同情與支持，以牽制台灣總督府，使其不敢過於壓迫台灣人。先在創立台灣發聲的組織，爭取權利才是上策。
 林獻堂深受感動，當面邀請梁啟超在適當的時機訪問台灣。而梁啟超的意見，也成為林獻堂後來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濫觴。
 四年之後，1911年3月28日至4月11日，梁啟超受林獻堂之邀，偕同湯覺頓及其長女梁令嫻一起來台灣訪問。他先在台北停留一周，再下台中住在霧峰林家五桂樓，遊歷中部地區的風景名勝之外，也為五桂樓留下題詩。
 
但最重要的是，他指點林獻堂未來的出路：一，要走溫和路線，二，多要結交日本政府顯要與議員，三，爭取國會參政權並獲得席次。他也建議，讀書人不必以文人終身，而要多了解國家現狀，世界局勢，積極參與社會，學習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識，貢獻所學，才能對未來時局有實質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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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未戰爭時，正值夏季，台灣氣候濕熱，霍亂、瘧疾、紅痢、傷寒、腸炎、腳氣等傳染病肆虐，日軍病死者達四千多人。治台開始，殖民政府就先著手改善環境衛生，致力於撲滅預防傳染病，特別以鼠疫與瘧疾為重點。由於時間倉促，來不及設立醫院，就把台灣各地的廟宇充當醫院使用。例如台北的天后宮（後拆建成「台灣博物館」）、文廟（今北一女、法院大廈一帶），以及台南的赤崁樓，都被改為衛戍醫院。1896年5月，則正式在台北、台中、台南三縣開設醫院。
要防止疫情，治病只是一端，更重要在防制。台灣曾被日本人喻為「鬼界之島」，每年瘧疾死亡人數之統計，少則數千，多則超過萬人。
為了建立更大的醫療網，1896年在地方長官要求下，分別於台北縣淡水等11地設立病院，於恆春、台東設診療所。除了府立醫院，針對特殊疾病或事業機關也會設置公立醫療機構。至於私立醫療院所方面，因凡領有醫師資格者，皆得報請開業。因此到1897年私立醫院已有12所，到1942年執業醫師已有1665人，私立醫院350所，增加速度驚人。
 
要建立良好醫療體系，不能只靠日本醫生，台灣也必須培養自身的醫生。是以1897年4月12日，就在〈台北病院〉內設立「醫學講習所」，（即土人醫師養成所）。
學生最初幾乎都是以上日語為主要目的，然後再學習專業課程。不過成效仍然不彰。
最後，只有拜託社會有聲望人士的勸誘，才有漢醫及藥房的子弟三十幾名入學，他們的年齡是從十四、五歲到三十多歲，歲數差距甚大。但這些學生根本不知道他們將來要學習些什麼，在半推半就下進講習所來。
後藤新平就任台灣總督府民政官長後，認為在台醫學教育有提昇之必要，決定成立台灣第一所正式醫學教育學校。
醫學校開校初創時期，沒有入學考試，只要地方長官、公學校校長、各地官立醫院院長、各地公醫等具名推薦即可。學生入學的資格也訂得很低，只需公學校初等科（約為國民小學二年級程度），聽懂日語即可。醫學校採行「入學從寬，畢業從嚴」的重質不重量的政策，因此前三屆的畢業生一共僅只14人而已。
醫學校找不到學生，主要是當時台灣人對「西醫」毫無概念，一聽說修學年限為5年，覺得時間長得不可思議。更有趣的是，還有人不願他們的子弟接受日本教育，是因為當時謠傳：「有一天，清國會來反攻，屆時受日本教育者會被處死，並且罪及三族。」
後來，風氣漸開，醫學校入學人數愈來愈多，學校決定採行考試甄選辦法，於第5屆時開始舉行，而且規定需要「公學校」畢業才具報考資格。此後，全台各地以考取醫學校為地方上的光榮盛事。
 
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生繼續在學術研究上邁進，獲得博士學位者，不乏其人；1922年12月16日，第13屆的杜聰明獲得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成了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也是「台灣第一位博士」。（今年剛好一百年）他就是二十歲的時候，和同學翁俊明一起潛入北平，想刺殺袁世凱的醫學生。如果他成功了，中國的歷史就改寫了。
杜聰明非常厲害，他有感於鴉片對台灣民眾健康影響甚巨，1921年開始致力鴉片中生物鹼的藥理研究，潛心研究去除鴉片癮的新療法，向總督府提出「鴉片癮者矯正治療醫院設置建議書」，日本在民眾黨對國際揭發日人販賣鴉片之壓力下同意成立戒菸所「台北更生院」，1930年1月15日更生院正式成立，由杜聰明擔任首任院長。
 
現代化的醫學培養出新一代的台灣醫生，這些醫生既具備著現代醫生觀念，所學所知當然不限於醫學，他們也學習歐美各種新知。包括了：政治制度、科技新知、文明歷史、俄國革命、中國五四運動、杜威教育思想、民族主義與民主自由思想等等。他們以此反省自身處境，觀察台灣現實，發現台灣處於民智未開、教化不足、知識封閉、思想封建等困境之中，而有了與上一代反抗者完全不同的想法。
啟蒙，唯有啟蒙，讓台灣人有知識，有知識才有力量。這才是台灣人的希望。
這一批批的台灣醫生，包括了賴和、翁俊明、蔣渭水、李應章等，像一群盜火者，從醫學院回到家鄉，成為鄉村醫生，再帶著新知識的火種，帶著理想主義的熱情，開始了下一波反抗運動──文化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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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攻台，最怕的是什麼？死傷最慘重的是什麼？
不是戰爭，是瘟疫。
不論是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還是1895年的乙未戰爭，日軍最大的傷亡，都不是來自戰場，而是熱帶的瘧疾、赤痢、瘟疫。牡丹社事件，日軍來了3600人，死於瘧疾者3000多人；乙未戰爭，日軍生病住院者有26094人，死亡者有4642人（依據日本統計資料），所以，日本治台，首先要克服的是水土不服，以及台灣衛生條件不良所導致的各種瘟疫。
 1895年，日軍部隊近衛師團於5月29日登陸澳底，6月17 日宣佈始政紀念日，隔兩天（6月19日）就宣佈組織「衛生委員會」，次日，再宣佈於台北城外大稻埕設立「大日本台灣病院」，這就是台大醫院的前身。
 事實上，「台灣病院」是為了配合攻台而設的臨時野戰醫院，暫時設在一棟簡陋的修繕過的民宅，主要的十名醫師、九名藥劑師、二十名護士都是由日本中央政府選派而來。這雖然不是台灣西醫的濫觴，卻是台灣逐步擺脫「拓墾社會」靠赤腳醫生和民俗信仰治療的舊習，有計劃性的朝向現代化醫學邁進的重要一步。
 
台灣最早的漢醫是浙江人沈光文，他被颱風吹襲，漂流來台的時間，比鄭成功還早了九年。其後陸續來台的漢醫不多，大部份是開中藥舖的師父，或者讀過醫書的儒生。
 
除了中醫，隨著外國人的到來，台灣開始有西醫。
最早當然是荷蘭時期，他們曾受鄭成功的邀請，去廈門幫他治病。但沒有留下醫療的史料。大體只為荷蘭人治病。算隨船醫生。
 
最早來到台灣的西醫，是以「醫療傳道」為名而來的傳教士，他是受英國長老教會海外宣道會指派的蘇格蘭人馬雅各醫生，時在1865年。他去台南租了一間民房當西醫院，藉治病一邊傳道，生意鼎盛，每天有患者五十幾人，引起民眾的圍觀。
不料，不久有其它中醫眼紅了，民間就有謠言說「紅毛醫生取人心肝，控人眼睛去做藥」，這下不好了，無知的暴民竟跑去包圍醫院。馬雅各醫生趕緊歇業，請求英國領事館的保護。後來他轉往打狗（現在的高雄）再開一醫院兼傳教，效果不錯。
此外台灣北部還有由加拿大長老教會於1871年派遣來台的馬偕教師。他雖然不是醫生，但有一個特別的嗜好：熱愛幫人拔牙。據說他一生在台灣拔了有兩萬一千顆牙齒。如果以每一顆牙齒長1公分計算，這些牙齒排起來竟有210公尺長。差不多就是小學操場的一圈。想想也很可怕。
當然，他結合其它醫生開設病院，對北部的醫療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清法戰爭期間，「馬偕醫院」幾乎成為野戰醫院，對清軍幫助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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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夏族矮靈非常有名，特別是向天湖矮靈祭，往往引起大批觀光客。原住民文化的開展，其實與此有關。但誰都未曾想過，其實賽夏族在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上，也曾有轟轟烈烈的一頁。故事要從樟腦的開發談起。
清朝時，樟腦曾想成為國營獨佔事業，卻引起反抗，加上英軍攻打，逼得清朝放棄，乃開放貿易。台灣的樟腦，主要由英法商人經營。
我們曾談過台灣人在山中開墾樟腦的艱辛故事。那是移民史上很動人的一頁。
為了開發山地林野，這是最大的資源所在。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日籍人士開始在南庄開辦樟腦製造產業，並隨即擴張至賽夏族日阿拐等人勢力範圍。
日本對台灣原住民族的分法是生蕃（大部份是是住山區中的原住民）、熟蕃（大部份是平埔族）、化蕃（交界地帶，己部份漢化，如恆春、北埔）等。對那些熟蕃的土地，採取強制拿出產權證明，若無，便歸為國有。化蕃也一樣。但他們大多未擁有產權交易證明。想想漢人移民者與原住民在交易過程，其實就是一個文明交會的過程，產權與土地所有權交易，這是非常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概念。
 
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起，臺灣總督府開始實行樟腦專賣制；當局因此在南庄地區以「民木」名義特許日阿拐、絲大尾、張有淮三位原住民族頭目製造樟腦，但在土地使用權及所有權政策上引起當地先在光緒年間取得開墾許可證的族人感到不滿。此外，日籍人士也在當地生活領域從事官有林地開墾，並經常由此引發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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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日本自由主義學者矢內原忠雄來台灣進行私人實地調查，考察範圍遍及臺北、桃園、角板山、臺中、東勢、竹山、嘉義、臺南、高雄、屏東、新竹、宜蘭、花蓮港、臺東等地。他參觀了工廠、農場、學校、先住民社區等，並透過蔡培火會見臺灣民眾的意見領袖，對台灣有頗為深入的了解。
即使是日本知名學者，他的公開演講也遭到日本警察的監視。回到日本後，他將調查所得寫為一本著作《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對殖民地台灣的現代化進程，歸結為「資本主義化」，以此逐一剖析台灣社會結構與民族運動的未來。此書相當銳利的分析台灣經濟結構與社會矛盾的核心，因此只能在日本出版，台灣是被查禁的。
總結而言，他認為歐美帝國主義是「透過奪取領土，在當地建立經濟、政治霸權」，乃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顯現。不過，日本的帝國主義卻是「早熟的」。因為日本向外侵略不是為了國內生產過剩、急需海外市場與原料，這樣的資本主義需要；相反的，是因為日本想發展為帝國主義的一員，唯有佔領台灣使成為殖民地，才能利用台灣資源，扶植日本資本企業，催生其尚未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同時發展為帝國主義。
這些皆可從總督府在台灣利用政策補助刺激資本家的措施中看到。包括糖業（三個主要的財團：三井、三菱、日糖），壟斷了幾乎整個製糖產業。除此之外，米業、礦業、樟腦業等產業也被日本資本所壟斷。這印證了日本帝國主義「早熟的」本質，要靠著向外侵略、殖民的過程才能逐漸成熟。
以此觀之，台灣的現代化即是日本「資本主義化」的一環。它的戰略目標是配合日本的需要而生。而日本既要向工業化轉型，台灣自然而然成為其工業原料、農業原料的供應基地。包括了糖業、樟腦、林業等，莫不如此。而所有建設也是為了便於讓台灣的原料資源，往日本島輸送。
要讓台灣達此目標，首先就需要計算台灣到底有多少資源可用，這就需要詳細的調查。包括了人口、土地、河川、山地林野、礦藏、生產原料、風俗習慣等，都需要做調查。這就是所謂「台灣現代化」的開端。有人謂後藤新平是「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這是沒錯，他確實做了許多建設，但現代化的目的是為了抽取台灣的血，養大日本母體，這個目的絕對不能忘記。因為，所有現代化建設歸結起來，並不是為了台灣，而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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